《文心雕龙解析》述评
张艺馨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
摘要:
南朝齐梁时人刘勰著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几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周勋初先生的新著《文心雕龙解析》是当下“龙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对刘勰个人思想、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考证非常严谨。可谓严谨《文心雕龙》的又一宝库,其文雅洁有致,要言不烦,堪称《文心雕龙》入门之经典。本文从体例、内容、方法三方面出发,深入探究《文心雕龙》解析所呈现出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心雕龙解析》;刘勰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代的研究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大多学者重在揭示刘勰的理论体系,但都是根据现代文艺理论来研究的。周勋初先生的新著《文心雕龙解析》则从学术史研究的新角度出发,总结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经验教训,为读者呈现了细致详实的解析。
自近现代以来《文心雕龙》享誉甚高,被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还原到历史中,《文心雕龙》问世时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其展开研究也较晚,且出现断层。《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梁时期,当时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对其研究,萌芽于唐宋,肇端于元代,明清达到繁荣,主要表现为校勘、考证、注释等基础性研究,对义理的阐发不多且不成体系,总体上还处于基础性阶段。尤其是明清以前,文人研究《文心雕龙》者甚少,但也可看出《文心雕龙》在古代的定位。
现代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学科日趋细密,学术成果堆积越来越丰厚,这就使得学者往往只在一小片领域里进行研究。而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却又是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伟的学术视野,否则也很难达到专精。但是事实上,能做到专精博通的学者不多,我认为周勋初先生可称得上其中的佼佼者。
《解析》“前言”延续了周先生多年学术研究的理路,即“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文心雕龙》置于中国学术史以及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语境中加以观照,勾勒出《文心雕龙》的轮廓,凸显整体概貌。这种整体性认识反过来又有助于深入了解每一篇的内蕴。这一由整体到局部,又由局部到整体的循环过程,很能体现学术研究和认识过程的一般情形。周先生的研究方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即面对研究成果众多的对象时,我们如何取得创新,如何推进学术。
显而易见,周勋初先生的新作《文心雕龙解析》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下面撷其菁华略举数端:
一、 体例新颖,考辨周详
《文心雕龙》用骈文写成,成书于1500多年前,其中多有难解之句,难通之典,难明之文化史背景,难懂之学术史语境。虽然《文心雕龙》自明代以来,就有多种注本,晚近以来甚至有白话译本行世,不过前人注释重在字句梳理,典故出处,而欠于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的解析,更缺乏从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脉络对《文心雕龙》涉及的文学本体论、文体论、文用论进行剖析。
本书“正文”部分是周先生最为用心所在,在体例上也多有创新。周先生认为,研读《文心雕龙》必须“懂得题目的涵义”、“分清文章的层次”、“掌握骈文的特点”,故为正文设计独特的写作体例,分为“解题、注释、分析”三个部分,对《文心雕龙》50篇一一进行了深入分析。“解题”是对《文心雕龙》篇名的解释,50篇全部由周先生撰写,这50篇解题也体现与贯彻了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且以周先生所撰的《正纬》、《封禅》两篇解题为例。以现代文学观看来,古代的谶讳与封禅文毫无文学性可言,但在古代却备受重视,在社会政治中也有今人难以想象的功用,刘勰《文心雕龙》也辟专章加以分析。周先生在解析这些现象时,则从文化史作了客观分析,肯定了其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自东汉起,至齐梁之时,文人笔下常是引及纬书,用作创作中的材料,这在《文选》选入的作品中,以及李善等人的注释中,均可发现其残佚片断,这些已是中国文学史上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一种创作元素,自然应当予以重视,不宜轻易否定”。[1]
首先来看《正纬》篇的题解。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对《正纬》篇的专门研究甚少,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认为刘勰的“正纬”对《文心雕龙》研究“为文”的问题关系不大。其实,刘勰在《正纬》篇中的“正纬”,既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又与《文心雕龙》全书的宗旨密切相关。对此,周勋初先生在题解中,从“纬”字出发,解释“纬是丝织物上的名称”[2]紧接着说到“一件丝织物,纵线叫做‘经’,横线叫做纬。织工在机子上加工,经纬交会,始成织物。”[3]将何为经纬解释的明白具体,对于初学者理解这一古代文论著作大有帮助,周先生在前言中早已提出读者如能细致辨析题目,掌握其中涵义,自然就能抓住文章要领。那么,对于题目的解析自然不能止步于此。由“经纬”与《原道》篇相联系,印证在刘勰所处的时代,“经纬”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所以纬书出现在“文之枢纽”中。为了更加详实具体的使读者全方位了解《正纬》篇的写作背景,周先生还梳理自春秋自楚汉时期的统治思想,即儒家学说的贯穿始终也使得纬书得到大肆宣扬。
“谶的本质是一种预言。”[4]周先生对“谶”的解析也同样是先释字义及来源,再述其所处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思想。将题目的解释不仅局限于字面,而是纵向深入到历史大背景中去,既立足对宏观的鸟瞰,又能从微观的具体分析入手, 沟通了文、史、哲各领域,深入考察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发掘其内在的衍变规律,这就足以拓展视野,得出新的学术结论。
说完题解,再看文章层次分析和骈文特点。还是拿《正纬》篇为例。每一段落结束后,作者都会逐字解析:“马龙出而大《易》兴”中的“马龙出”,[5]多数注者仅仅对这句话的大意进行解释,往往不细究深入的涵义。《解析》则不仅将“马龙出”的出处《礼记•礼运》原话找出,还列出郑玄和孔颖达的注,将马龙图的由来一并展现。孔颖达《正义》中提到了“伏羲氏有天下,马龙负图出于河,随法之,画八卦”,背后的故事一呈现,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经过一番深层解析便有了更加厚重的意味。
段落最后的分析可谓是点睛之笔,“由于骈文的表达方式自有其特点,读者往往对行文脉络难以掌握,这就要求我们厘清文章的层次,联系文章前面的题目和后面总结性的赞语。”[6]这样一来自然能察觉到文章已经做到浑然一体,才“可以说是读懂了原文。”[7]。《正纬》第二段以四重证据力证纬书之伪,第三段“分为三个层次力主谶纬非孔子所作。”[8]可见作者对于文章层次的重视,这一段三个层次分别是:“符谶原是天命的体现 ”、“后世符谶或由方术之士假托”、“征引通儒之论,力证谶纬为伪托”。经一番分析,便可清晰理解文章中层层推进的论据,在明白原文的基础上体会骈文写作特点。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阅读,《文心雕龙解析》甚至对《文心雕龙》文本中难读之字都标注了汉语拼音。《文心雕龙解析》将《文心雕龙》每篇的文本分为若干段,“分析”则是对这些文段论述的总结与大意的概括,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正文部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每篇的解析之后,还附录了若干篇周先生撰写的研究论文,既是对解题的补充,又是从学术上的深化。
二、 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结合思想文化背景,探讨和揭橥《文心雕龙》的深层意蕴。第一代学者所呈现的治学方法“有清末学风的浓厚背景”[9],后来出现的诸多研究成果多数出现在新中国成长之后,这些学者重在揭示刘勰的理论体系,但都是根据现代文艺理论来研究的。这种研究虽有一定价值和意义,但缺少了与刘勰本人文学思想的联系,《解析》则“尝试从另一角度去解读《文心雕龙》”[10]。刘勰是齐梁时期的人,他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包括先秦至晋宋的儒、道、名、法思想,还牵扯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正如《解析》所论:“中国学术的发展,必将根植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再来吸收外来的精粹。由此之故,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再融入其他不同文化的成分,才能完成”[11],所以“研究《文心雕龙》,应该先对刘勰思想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才能明白其真相。”[12]有鉴于此,《解析》充分重视对《文心雕龙》的学术语境和刘勰个人思想的总结与归纳。
在整理和辨析《文心雕龙》的基础上,《解析》注重“根据刘勰的具体情况作一全面的考察”[13]。将其置于中国古代文论和学术史上来审视,这样,就更能清楚地看到《文心雕龙》的价值。
以《原道》篇的解释为例。对于刘勰《原道》篇之“道”到底是什么,学界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老庄的“自然之道”,有人认为是儒家之“道”,还有人认为是佛家之“道”。但以往的研究往往是通过考察“道”在整个《文心雕龙》中的使用来确认其内涵的, 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刘勰“道”的全体来说未尝没有创获,但是由于研究者往往只是抽象地探讨“道”是什么,而对于《原道》篇本身的旨趣则没有进一步探微。周勋初先生的解读使这一迷雾得以澄清。他认为,“有关‘道’的学说源出道家学派,并为儒家学派所承用,刘勰的思想受儒道两派的影响都很深”[14]而且周勋初先生敏锐的提出“刘勰的哲学思想受道家学派的影响很深,但他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又作了加工和改造”[15]也就是说,《原道》中的“道”是基于道家的基础。
《封禅》篇更能说明刘勰的思想在整部书中的体现。通过推考汉武帝时期极重视封禅大典的论述和儒家文献《白虎通义》对封禅仪式的解释,继而得出“刘勰是佛教忠实的信徒,然亦熟谙古代典实,作为综论一切重要文章体类的一部学术著作,对于封禅大典,当然不能遗漏”[16]的结论。《封禅》正文中,刘勰自然将封禅的意义、历史、发展一一举出,最后阐述封禅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刘勰认为,作为“一代之典章”的封禅文在情理上要宗经,刘勰将“封禅文”独立一体,终归是与其崇儒思想有关。《序志》篇云:“行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17]《文心雕龙》的创作,就是刘勰“树德建言”之梦在仕途一路上无法实现而转向著书立说的实践成果,《程器》篇进一步说道:“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18]在这种思想的统领下,刘勰论文就特别注重“有益世用”的方面,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特点。
对于在“前言”提到的“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奇光异彩进行考察”[19],作者曾写文章《刘勰的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就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有所归纳总结。在《解析》中,将此篇文章列在《神思》篇之后,意为“‘神思’是在创作的开始阶段就会接触到的一种现象,其他问题由此而起,内容极为丰富,因此必须首先提出来讨论”。无论在“前言”还是此篇放在《神思》之后的文章,作者都强调了西方文学观念对学界评判古代文史的影响,因“中国古代名学的发展不充分,人们的行为准则,有的场合双方应持何种态度,大都约定俗成。”[20],还因“中国文学一开始就诗文并重”[21],所以从现代学人的角度看,就显得模糊不规范。虽说趋新和接受外来文化是必经之路,但如何用辩证的思维来考量古代文学也该予以更多重视。在“前言”的最后,作者也说:“总得实事求事,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了解,才能说清楚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此为前提,才能扬长避短,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铸造新的文明。”[22]足以见周勋初先生治学的长远眼光和严谨态度。
三、 体大虑周,综合研究
“体大而虑周”本是清人章学诚称扬《文心雕龙》的话,这里是指《解析》一书细致周密的综合研究,讨论了各种问题,有集大成的性质。
《解析》用以释义的书证,大致有四方面:一是经史子集以及汉魏晋时期文论,这本就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原始材料,也是其见解的根源。二是参照《文心雕龙》书中的其他各篇,展转互证,这是最可信的内证。三是引证与刘勰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在比较其论点的异同中彰显刘勰的本意。四是引用诸种《文心雕龙》注、释并择善引用近人与当代学者对《文心雕龙》的解释,且“力求将他们的成果尽可能地吸收到《解析》之中。”[23]《解析》又多有作者本人的见解,作者对各篇作了题解,又标明段落大意,或对某小节、某句、某字发表自己的见解。
如此五方面的材料,显示出此书“体大”的特点,而全书会校会注的性质与“符合实际”的编写原则,又显示出“虑周”的特点。《解析》特别重视对《文心雕龙》例文的援引和剖析。就拿《原道》的第一篇为例,“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24]这句,一般解释完“玄黄”和“方圆”就不作进一步解读了。但是在《解析》中,则向读者展示了“玄黄”二字源于《易•坤•文言》中的“天玄而地黄”。这种详细周密的注释贯穿于整本《解析》,作者引援大量《易》、《尚书》、《说文解字》等众多书目来为读者解析《文心雕龙》,从语源、文源、事典、文体实践和理论依据等方面对《文心雕龙》的观念和认识做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和考辨,进而形成鲜明的研究思路和缜密的逻辑结构。将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西河王济非王武子辨》则对《镕裁》篇列举出的两位不出名作家进行了一番辨正。文中出现的两位作家为谢艾和王济,谢艾的身份比较好找:“《晋书》卷八六《张轨传》附载《子寔、寔弟茂、寔子骏、骏子重华传》,名下曾记谢艾事迹。”[25]而王济这个名字很容易与《晋书》中字子武的王济联系到一起,对此张立斋和詹瑛都认同这一观点。不过作者提出“上述两人的年代相距太远了,王济为西晋人,谢艾为东晋人。”“谢、王中间距离超过半个世纪”[26]。这样一想,刘勰笔下的王济也确实是不可能是《晋书》中的这位。除了生活时代的比照,作者还将二人的生活地域进行了考察。作者相继查看《后汉书》、《资治通鉴》、《晋书》、《宋书》中有关张济的记载,最终得出张济与谢艾同属一个门下,这样张济是何许人就明朗了。这一番深入考究,将西河文士的交往和生活风貌一并梳理呈现,不仅给读者拓展了视野,还由此可知“刘勰对魏晋以降的文坛动态能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因此他的论述,还总结了西河地区文士的成果”[27]。
《解析》征引了大量的书证,使论著显得厚重;加上作者此前曾讲授《文心雕龙》这门课,积累了大量资料与讲义,并且发表了《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刘勰的两个梦》等论文,这些前期工作无疑是《解析》信实可靠的基础。正是由于《解析》体大虑周和综合分析的特点,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人能从中理解刘勰本来的文学思想;虽不专门研习《文心雕龙》而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也能从中获取古代文论的基本知识。
历史上许多博大精深的学者,大都是沿着文史不分的道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周勋初先生也同样锐意进取,步武王国维、陈寅格氏老一辈学人开拓的治学途径,以文、史、哲互为印证,综合考察,向纵深拓展,以期在多种领域取得发言权。的确,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交错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的角度作探讨,但如能进行综合的研究,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深透。如书中的《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着重考察两汉经学对《文心雕龙》编写的影响;《“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着重考察刘勰文学理论与“登高能赋”之间的传承关系;《<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则着眼于玄学对刘勰创作的影响。作者既立足对宏观的鸟瞰,又能从微观的具体分析入手,沟通了文、史、哲各领域,深入考察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发掘其内在的衍变规律,这就足以拓展视野,得出新的学术结论。
从周先生的论著可以看出,他最突出的学术特点是文史哲并举,力求从多方面对各种文学现象作综合的研究,考虑问题独具眼光。《解析》全书考辨周详,论述严密, 每立一新见或驳一谬说,必举大量本证旁证,细加分析阐发,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不为空疏皮傅之谈。对于具体问题,周先生善于抓住核心的、最有价值的一点进行突破,细致人微,精审细思。他还注重发掘新材料,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创新。观点、材料、方法无不体现出老成与新创结合,体现出严谨的学风与精深的国学功底、文献功力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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