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父子连名制的研究综述

廉潘红（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712082）

摘 要：父子连名制，是少数民族为适应本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各民族的生活、风俗、信仰等息息相关，而系统地研究这一现象，有助于大家认识各民族的族属、迁徙、宗亲血缘关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目前，学术界对于父子连名制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试着对其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父子连名制研究中的特征及问题，以便于学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父子连名制；研究综述；国内

一、引言

所谓的父子连名制，是“父系社会制度下父名子名世代相连的命名制度”^[1]  。它源于母系过渡到父系的历史时期，盛行于父系社会之后。母系转入父系后，为确保父系血统在直系血亲间的承递以及父系直系亲属特别是直系子孙享有财产继承权，父子连名制随之出现。父子连名制是我国许多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哈尼、彝、纳西、苗、珞巴等民族解放前或现在仍然实行此制。之前，学者把国内父子连名制的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1.萌芽阶段(民国之前)，对于父子连名制，有所涉及，也只是简略记载；2.高山族连名制研究阶段(1936年之前)，主要是研究高山族各支系的连名制度；3.藏缅族连名制研究阶段(1948年之前)，以主要位于西南各省份的藏缅语族连名制研究为主；4.藏缅族与高山族连名制的比较研究阶段(1950年之后)，从连名制的分布和结构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开始讨论中西民族的姓氏制度与联名制的关系，以及“孙以王父字为氏”制度的解释。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父子连名制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把连名制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去研究，并对它进行多学科研究。”^[2]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对父子连名制已进入了深层次的研究，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更好的了解和认识父子连名制，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独特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国内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研究成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其余55个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分布于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大体上呈“U”字形。解放前，由于受地理、历史等条件的制约，生活在我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各异，也就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如姓名制度。我国执行父子连名制的少数民族有蒙古、彝、哈尼、白、景颇、羌、珞巴、基诺、佤、布朗、怒、苗、高山、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塔吉克和乌孜别克等族。由于社会、语言、文化、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各族所执行的父子连名形式又呈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状况。^[3]父子连名制作为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对各少数民族的父子连名制进行的分析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民族学者开始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有关父子连名制的记载骤多起来。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4]一文，认为父子连名是缅藏语族的文化特征，以此推断南诏为乌蛮的别种。此文开创了国内研究缅藏语族父子连名制之先河。此后，凌先生又发表《父子连名制在东南亚的分布》^[5]和《东南亚的父子连名制》^[6]两篇文章，并指出父子连名制并非缅藏语族所独有，东南亚的民族也存在这种文化现象。凌先生意识到父子连名制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而是某种大的文化体系内存在的一种共同文化特质，并可以用来作为种族识别的标识之一。^[7]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所编写的《原始社会史》^[8]一书，介绍了我国西南的彝语支各族和佤族的父子连名制的结构与功能。他认为父子连名源于父系社会，明确了世系，保证了父系血统的直系继承，即使氏族制度解体，也能存活于父系社会中。而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9]一书，依据大量的前期调研资料为基础，分三纲六项十三目详细叙述了缅藏语族的父子连名制，并总结了其存在的四种连名方式，认为它作为缅藏语族的一种文化特征，有助于划分同族、分清世次，并且这种“顶针续麻”式连名制便于记忆，也有助于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族属问题。

盖兴之的《云南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新探》^[10]一文，则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介绍了云南境内十一种民族父子连名制的分布特点、发展与变易以及父子母女两种连名系谱研究中的方法与见解，其中重点比较研究了它们的形式分类。类似介绍云南父子连名制的文章还有王大良的《少数民族的姓名制度》和王文光的《云南少数民族连名制述论》^[11]。前者叙述了云南境内哈尼、佤族、独龙族以及苗族、白族的父子连名制。王大良先生最后总结到“父子连名制，实际是计算世系和财产继承的重要标志。研究这种姓氏制度，对探索这些民族的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12]后者通过研究历史古籍中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的史料记载，发现父子连名制形式的多样化，这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下，云南的哈尼族、纳西族、彝族仍旧使用父子连名制，具有很高研究和学术价值。篇尾总结父子连名制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李衡眉的《探寻父子连名制的历史轨迹》^[13]一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史料为基础，梳理出命名制度发展的轨迹，即母子连名制→父名母姓连名制→祖孙连名制→父子连名制。总之，连名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其历史规律可循的。黄勇的《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父子连名”制的语言文化分析》^[14]一文，该文在广泛运用资料的基础上，把国内少数民族的父子连名制划分为逆行父子连名制和顺行父子连名制两种，并总结了其所具有的实用和学术价值，最后揭示了父子连名制背后所蕴含的语言文化背景。此外，相关的文章还有范玉梅的《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名》^[15]和钱传仓的《我国少数民族姓氏初探》^[16]等。

(二）对单一少数民族的父子连名制进行的研究

    1.关于哈尼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毛佑全是哈尼族学者中较早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本民族父子连名制进行研究的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的《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17]认为哈尼族实行的是一种顺推正连的父子连名制。它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成熟于父权制社会，沿用至今。其最大的特色是容易记忆，并有助于划分同族，确定各支系间的血缘亲疏、远近关系。类似的文章还有他与黄绍文的《哈尼族父系血亲家族探析》^[18]、毛佑全的《哈尼族文化初探》^[19]等。他在《中国哈尼族父子连名制价值取向──兼论哈尼族祖先崇拜文化内涵》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构成中国哈尼族父子连名制价值取向核心的哈尼族祖先崇拜文化内涵:①哈尼族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十二个灵魂护身,死后身体与灵魂分离,正常死亡者阴魂归入本家族祖先神系中,举行丧礼仪式过程就是阴魂转化为祖先神的过程,丧礼毕,祖先神即告完成。②哈尼族庞杂的祖先崇拜对象层序以及崇拜群体对形成父子连名制的父系血亲家庭集团和祖先崇拜集团最高辈者的频繁的敬献活动,都与父系血亲家族观念相联系。③哈尼族十分注重父系血亲家族成员的血亲认同感、社会文化整合功能和互助协作等伦理价值取向。”^[20]而哈尼族学者杨忠明的《哈尼族及东南亚阿卡人谱系初探》^[21]一文，云南境内的哈尼族和东南亚地区的“阿卡人”的族谱和家谱，都使用了父子连名这种独特的取名方法，对于研究哈尼族社会发展史以及现实问题，意义重大。

此外，还有关于哈尼族父子连名制的相关性论著。如王清华的《哈尼族父子连名制谱系试探》^[22]一文，则列举不同地区的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家谱的形式，反映出“初末屿”为哈尼族公认的共同的男性祖先。这一特点体现出了父系制家庭财产继承关系及血缘关系，对于研究哈尼族的族源、迁徙、氏族和部落的形成、结集、分化,都有着重要意义。路伟的《哈尼族父子连名制的结构形式及文化内涵》^[23]一文概括哈尼族父子连名的四种结构形式，通过与藏缅语族诸民族的“父子连名制”对比研究，得出本民族父子连名的特征；接着，透过父子连名制这块活化石，结合汉族和哈尼族的资料及现实生活，探讨了哈尼族的族源、父子连名制产生的原因及作用和父子连名家谱中跳谱、断谱的文化背景等；最后，就王树林先生有关哈尼族父子连名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并给出四点理由。叶香的《哈尼族与佤族父子连名制差异之初探》^[24]一文，通过哈尼族、佤族各自的族内以及两个少数民族之间“一纵一横”的对比研究，发现哈尼族与佤族的父子连名之间的差异，前者采用顺退正连，而后者逆序倒推。主要归咎于两者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父子连名制为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的迁徙、以及各个支系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2.关于苗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苗瑶语族以及支系里的父子连名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学者才开始对苗族的父子连名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如宇晓先生的《苗族父子连名制的社会功能析略》^[25]概括了苗族父子连名制的社会功能。他的《中国苗族亲子连名制初探》^[26] 和《 苗族亲子连名制度的基本结构类型》^[27] 两篇文章，则基于苗族连名五种格式，概括出苗族父子连名制的基本格式为祖父子三代并列式逆推反连(CBA—DCB—EDC)和父子两代并列式逆推反连(BA—CB—DC)两种类型。张毅萍、周凌玉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在《论苗族人名的文化内涵》^[28]中总结苗族父子连名制由正推顺连、逆推反连以及祖父子三代并列式逆推反连三种类型。

罗康隆的《文化差异的文化诠释──以苗汉个人命名制的诠释为例》^[29] 一文，从汉族研究者角度如何认识苗族父子连名这一文化现象为例，来分析族际差异所造成的汉族学者在苗族父子连名制认知上的偏差，这是由于汉族学者在研究父子连名时，总是先入为主，很少从苗族文化的角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而系统性的差异所造成的苗汉个人命名制无法类比的这一客观事实，在汉族学者作现象类比时又很难被发现，也就导致了对苗族父子连名制进行诠释会呈现出系统性的误差，学者需要对苗族文化中父子连名制以及作为参比的汉文化作系统性分析，相应的失误就可以得到修正。

3.关于彝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彝族父子连名制的相关性论著上，彝族学者王光荣的《从民族民间文化谈彝族谱牒家支》^[30] 是较早描述苗族父子连名制的文章。彝族父子连名系谱便于彝民记忆与传承，它反映了彝族父系氏族的血缘纽带，对它的研究将会成为我们认知彝族社会历史的重要途径。父子联名制系谱是彝族的通史、家支史。胡金鳌、米正国的《试论彝族谱牒的特点及功能》^[31] 一文，凉山彝族的父子连名便于彝民传诵，保证了父系血统的纯正和整个家支的传承，也反映了凉山彝族的父权氏族制。普珍的《彝族谱牒的史学研究价值》则是从史学角度出发，研究并论证了南诏王室蒙氏家族属于彝族。彝族父子连名系谱大多是民间世代延续的口传活史，也有部分头人显贵之世传系谱由毕摩用彝文记载下来，成为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珍贵的文献资料。^[32]我们可以通过父子连名系谱与文献相印证的办法，来推断彝族历史人物或历史年代等，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对其有待我们去珍视、去发掘、去研究。王明贵、王小丰的《彝族父子连名制谱系研究》^[33]一文，认为彝族父子连名制早在母系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可是目前尚无法判断在这之前，彝族是否存在母女连名制或者母子连名制。父子连名谱系制度，是形成彝族家支制度的重要支撑，结合彝族的家支名号，是区分彝族家族集团和姻亲关系的主要标识。只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彝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融合与涵化，父子连名制的传承已经逐渐淡化，彝民多是采用了姓氏加辈份加名字的方式，来取名和传承家支制度。相关的文章还有郑伟强的《彝族谱牒之研究》^[34]、刘正发的《试论彝族家支家谱教育习俗》^[35]、陈英的《彝族古代史分期与父子连名记时考证》^[36]等。

4.关于珞巴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珞巴族系统性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人类学家深入西藏开展田野调查，有关珞巴文化的论著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关于珞巴父子连名的介绍。关东升的《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37]一书，被誉为“一部了解西藏的百科全书”，其中介绍了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崩尼部落、纳部落的父子连名谱系，大多谱系都与各代祖先的传说、神话有关。父子连名不仅可以断定同一氏族内血缘的亲疏，也是维系珞巴族父系氏族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陈立明的《走入喜马拉雅丛林》^[38]则是一部考察随笔，以游记形式，叙述了珞巴族名字变化，为学者们研究父子连名的变迁提供了例证。龚锐、晋美的《珞巴族：西藏米林县琼林村调查》^[39]一书，则是为我们展现了珞巴族，在进入21世纪之后，父子连名制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传统父子连名和新型父子连名共存的局面。朱玉福、张学鹏的《珞巴族命名方式变迁研究——以西藏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为考察对象》^[40]一文，则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珞巴族命名方式调研并撰写了调查报告，介绍了珞巴族传统父子连名的形式及产生的原因，重点论述了父子连名发生变迁的状况及其原因，“珞巴族父子连名方式变迁既是珞巴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然，也是珞巴族人民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41]

5.关于维吾尔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维吾尔族族父子连名制的相关性论著上，杜绍源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名初探》^[42]一文，是较早涉及父子连名的文章。维吾尔人使用一种逆推式的父子连名制，格式为“本名+父名”，比解放前的逆推式父子连名制(“本名+本+父名”)要更简便。王梅堂的《维吾尔族姓名初探》^[43]则是探讨了维吾尔父子连名产生的原因。伊斯兰教文化传入之后，对维吾尔族的名字和姓名结构造成的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为了家族内辨别亲疏，“本名+父名”的阿拉伯式的父子连名应运而生。类似的文章还有袁志广、滕春华的《论世纪之交的维吾尔人名民俗的文化模式》^[44]和阿达莱提·卡斯尔的《浅谈维吾尔族起名的渊源》^[45]。前者认为，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是伊斯兰文化传入后近千年发展的结果，它也一定程度上设定了父子连名的基本模式；后者则论述了伊斯兰文化传入后，维吾尔人习惯于借用《古兰经》中的圣贤之名，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同名的现象。为了区别同名和便于同族之内划分亲疏，维吾尔族实行逆推式的父子连名制。张秀玲的《汉维语人名文化异同之比较》^[46]一文对汉族与维吾尔族（父子连名）人名，在形式、结构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汉维文化的了解，促进汉维民族的团结和汉维文化的交流。

6.关于基诺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基诺族父子连名制的相关性论著上，白忠明的《基诺族的命名制》^[47]则是较早涉及这方面的文章。基诺族实行的是一种正推顺连的父子连名制，所取的名字习俗上只用两个字即两个音节，历来如此。刘怡的《基诺族取名习俗考》^[48]则描述了基诺族的孩子出生前多采用一种传统的取名方式—父子连名制取名，特别是在给家中的老大或老二取名时，如果经济困难时，父子连名就无法连接，而是由白腊泡取名。李薇的《基诺族的命名制》^[49]一文，论述了基诺族父子连名制结构形式，以及中断连名的情况。它作为基诺族的文化符号，正在逐渐消失，是保护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姜媛在《基诺族“连名制”及文化内涵探析》^[50]中，揭示了基诺族父子连名的结构形式以及文化内涵，它的连名形式同基诺族的族谱文化、婚姻文化、宗教文化紧密相连。

7.关于其他单一民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

关于纳西族父子连名的研究，和品正的《纳西族原始命名法初探》^[51]则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个人访谈法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发现纳西族现实生活中活人并不使用父子连名，只是用它记录祖辈世系，也就是说它只对死者名适用，这在所有使用父子连名制的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纳西族的父子连名,只是一种便于传承祖宗世系的特殊方法。而不是作为每一个人的名字称谓在社会中使用。关于佤族父子连名的研究，段世琳的《佤族“父子连名”制考》^[52]一文，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和阅读有关佤族姓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佤族“父子连名”制的起源、特点以及研究价值。关于景颇族父子连名的研究，徐桂珍在《景颇族的姓氏和名字》^[53]中，说明景颇族之中的浪速、勒期、博洛三个支系实行父子连名制，类似的文章还有徐悉艰的《景颇族的姓名》^[54]。关于羌族父子连名的研究，常倩的《浅论两汉时期河湟羌人的种姓家支制度》^[55]一文，指出河湟羌人的家支制度与父子连名制紧密相连。在每一家支中都有世代相传的父子连名制的谱牒。它有利于明确家族世系的血缘以及加强家支内部的团结。吴明冉的《清代岷江上游羌族命名制研究》^[56]一文，基于清代岷江上游羌族家谱碑、墓碑中留存了大量羌族题名以及田野调查的资料，羌族父子连名制是羌族的民族文化特征，但不是民族主要特征。通过考察父子连名谱系，可以了解羌族某一个家支的源流、迁徙、分布和男性人口消长情况，它从侧面反映羌族的民族关系史和民族发展史，对民族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国内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研究的特点及问题

(一)国内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研究呈现的特点

从研究进程上来讲，我国很早就有关于父子连名制的史料记载，这其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主笔的，如《旧唐书》、东巴经《崇搬图》、彝族典籍《帝王世纪》等，可是整体上呈现简单粗略，只是对父子连名制进行了大概的描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人类学家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展开田野调查，有关父子连名的资料多了起来，论著也丰富了起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都处于上升期。真正鼎盛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主要表现在论著成井喷式的增长，无论是对单一的还是整体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都热了起来。近几年，有关父子连名的研究也开始步入了滞缓期。影响较大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很少出现。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初期阶段，研究者们受条件及知识的限制，更多的是从本专业的角度研究父子连名。经过几十年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单一的学术研究方法慢慢被改变，像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角度方法去研究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的现象多了起来，这将有利于解决和完善父子连名研究中的细节性问题。其次，学者们意识到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通过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与各种史料相互印证或融合对少数民族的父子连名进行研究，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从研究人员的成份和结构上来讲，最初，对少数民族父子连名的研究大多是汉族学者，后来随着条件的成熟，研究人员成份更加的多元化、合理化，少数民族学者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如哈尼族学者毛佑全、杨忠明，彝族学者王光荣等，为父子连名制的研究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进一步壮大了学术的队伍。在研究人员结构上，更是包括了专门研究者、高校教职工以及在校研究生等新老成员。所以，对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课题的发展历程，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展现出了强劲的活力。

(二)国内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研究出现的问题

国内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研究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少数民族父子连名的文献资料及调查材料不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是真正拥有文字的民族很少，他们大多采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与传诵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很容易遗失或出现偏差，就算流传下来的史料，学者们也需要精通少数民族的语言才能使用，这造成了有关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的文献资料严重不足，桎梏了学术的发展。随着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由于经费、语言、交通等一系列的原因，学者们未能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获取所需第一手的资料，更不能随意拍照、录像，留下更为可观的实质性材料，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获取研究所需的资料，甚至编造，这很大程度上限制学术的发展。

2.研究专题的拓展面不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研究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课题的学者和专家不在少数，但他们所涉及的专题偏集中在，如他们只专注于研究父子连名制的起源及结构问题，或者是父子连名制的特点问题，却很少涉及父子连名的发展与变易等其他专题的研究，这造成了研究专题的单一性，同样，在研究民族的选取方面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显示，关于哈尼族、苗族、彝族等族的父子连名制的论著偏多，相反纳西族、佤族的父子连名制的研究成果却偏少。

3.在培养研究人员能力方面有待提高。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参与到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中，他们的加入为所研究的领域增添了活力。许多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已独立完成了许多学术成果，但是，也不乏滥竽充数者，从他们所发表的论著来看，成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部分研究生太过于想做出成绩，不注重自己理论知识的提升，再加上方法运用不得当，很难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有的甚至直接是拿来主义，不辨真假，发表一些不利于各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东西。总之，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在对研究人员的培养上应把握好分寸，做好积极的引导，以期早日成才。

四、结语

父子连名制是我国少数民族具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没有文字或虽有文字但使用范围极其狭窄的民族而言,这样的命名方式无疑对建立和巩固有序的社会秩序、增强民族认同、增进社会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父子连名制如同“活化石”，通过加强对它认识与深入的研究，获得极具价值的一手资料，同时也是我们了解这些民族的族源、迁徙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等情况的一条重要途经。现阶段，研究成果丰硕、问题也同样突出。而笔者对国内父子连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就是为了学者们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对症下药，以弥补我国现阶段父子连名制研究的不足,使其研究向着平稳有序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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