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诗经》中的俗字溯源释例

李索，俞绍宏，张琪（大连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敦煌写本先秦文献中的“俗字”俯拾皆是，其中许多俗字并非是同时期“正字”的简化、繁化或讹化，而往往具有其独自的古文字来源，其中不乏先秦古文字隶定形体的手写型。该文择取敦煌写本《诗经》中10例俗字，逐一分析其构形特征，溯源探流，以明其构形及演变有据可依，有理可循，从而为“俗字”的深入研究做一有益尝试。

关键词：敦煌写本  《诗经》   俗字   隶定古文  

敦煌写本先秦文献中，有许多记录同一个词用不同形体的字所形成的“异文”，对此，传统上往往以隶楷阶段的“正字”字形为标准，将其统称为“俗字”。其原因则往往认为是正字的“简化”“繁化”或“讹化”造成的。实际上，许多“俗字”与正字的“简化”“繁化”和“讹化”并无关系，它们往往有自己的来源^[2]。从历时的角度，将这些俗字与其古文字形体对比研究，不仅有利于对俗字的辨识，更准确地把握俗字的形音义，而且有助于将敦煌俗字的研究从文献学层面的“辨识”深入到文字学层面的形、义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限于篇幅，仅择取敦煌写本《诗经》（残卷）中的10例异文，溯源探流，寻其演变轨迹和理据，且就教于方家。

1.“喬”及“喬”旁作“”

《郑风·清人》“二矛重。”（P．2529^[3]），《小雅·伐木》：“迁于木”（S．2049）；皆作“喬”。

 “橋”作“”

《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松。”（P．2529）阮本作“橋”。《周南·汉广》“南有木。”（S．1722）；阮本《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作“喬”。^[4] “”为“喬”之借字。

“驕”作“”

《齐风·甫田》“维莠”（P．2529），《魏风·园有桃》“谓我士也”（P．2529），《小雅·巷P．》“ 人好好。”（P．2978）。

“”作“”

《秦风·驷驖》“載斂歇”（P．2529）。阮本作“驕”，“”（）为“驕”之借字。

谨案：《说文·夭部》：“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 《隶辨·宵韵》载《陈球碑》“司空玄”，“喬”作“”；《郙阁颂》“析里大”，“橋”作“”。并注：“（喬）《说文》作‘喬’，从夭折之‘夭’。碑变从‘犬’，或从‘’。”^[1] “”为什么从“”呢？郘钟铭文中的“喬”作“”，^[2]虽不从“夭”，但是上部作弯曲形，与《说文》训解相合。古文字中的“喬”上多从“九”，如包山49号简“”。^[3]由于古文字“九”的左上端为“又”形，若其右下向右的笔形有所简约，就与“九”形近。如“又”，沪简四《曹沫之陈》简12作“”，^[4]从“又”的“有”作“”；^[5]与“九”作“”（者钟）、^[6] “”（随县121）形近^[7]，因此“喬”或简讹从“又”，如侯马盟书作“”、^[8]沪简四《曹沫之陈》简8作“”。^[9]可证，“”上部的“”很可能就是古文字“又”（ ）的隶定形式。

2.“墙”作“”

《鄘风·墙有茨》“有茨”（P．2529）。

谨案：《说文》“啬”部 “牆，垣蔽也。从啬，爿声”；所录籀文“牆”右上从二“禾”或二“来”，其中从二“禾”的籀文字形见于西周时期的牆盘（作“”）等器物。沪简《孔子诗论》简28评论《墙有茨》一诗，其中的“墙”字也是从“爿”声，以《说文》“墉”字古文为义符，作“”；同样的字形也见于沪简5《三德》简19、包山170简、郭店《语丛四》简2。从“爿”得声的“牆”字形也见于睡虎地秦简《秦律》195简，作“”。从“土”的“墻”不见于《说文》，而且迄今为止在出土的秦以前文字材料中也未见。西汉史游《急就篇》中有“泥塗堊塈壁垣牆”一句，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收录《急就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版），在其所录的只有正文的《急就篇》古佚本中，“牆”作“牆”（第18页）；在所录的带有颜师古、王应麟注文的文本正文中，“牆”作“墻”（第233页），然而颜师古注径作“牆，鄣也”，王应麟注径作“牆谓之墉”（第234页），两家注文中的“牆”均从“爿”声，不从“土”。可见在颜、王据以作注的《急就篇》版本中“牆”仍然作“牆”。据刘伟杰《<急就篇>研究》，“牆”宋太宗本作“墻。^[1]如此，则西汉时期的《急就篇》“泥塗堊塈壁垣牆”中，“牆”本作“牆”。因此从“土”的“墻”应当为后起的字形。

古文字中“疒”、“爿”（“床”字初文）旁常有混讹者，如“瘳”从“疒”作“”（新蔡零189简），有讹从“爿”作“”（包山188简）；楚简中有从“疒”、“方”声的“病”作“”（包山243简），“疒”又讹作“爿”作“”（包山207简）；“疾”从“疒”作“”（新蔡零121简），有讹从“爿”作“”（包山236简）。《隶辨》载《曹全碑》“牆”作“”，《尧庙碑》“牆”作“”；《隶辨》卷六：“……牆字皆从爿，或作，讹从疒。”^[2]由于“爿”、“疒”形近，在古文字和汉碑中常有混讹，或许正是“牆”作“”的原因。

3.“初”作“”、“”

《王风·兔爰》“我生之，尚無爲”，“我生之，尚無造”（P．2529）；《小雅·小明》“二月吉”（P．2978）

谨案：古文字中“刀”旁上端时有向上后仰的笔势，如“则”作“”（沪简一《缁衣》简6），“”字右旁来源于的“”的依形隶定。古文字中“刀”旁在构字时有时可与“勿”旁互换，如“则”又作“”（郭店《老子丙》简6）。^[3]故“”当来源于“”右旁的依形隶定。

又，“衤”与“礻”字形近，汉碑中即有讹变之例。《隶辨》卷六：“裕或作，讹从礻。”^[4]

据此，字的“”来源于的“”的依形隶定，而“礻”则“衤”字之讹。

4.“緇”作“”

《郑风·缁衣》“衣之好兮”，“衣之席兮”（P．2529）。

谨案：“才”古文字有作“”（包山简8）、“”（郭店《老子甲》简3）者。^[5]古文字中“載”或作“”^[1]（郭店《尊德义》简29），从“車”、“才”声，“”右上部构件应为古文字“才”的隶定形式，右下应为“車”形之讹，“”右旁即讹变后的“”形的隶定形式。

5.“滔”作“”

《齐风·载驱》“汶水”（P．2529，P．2669）。

谨案：“滔”从“舀”声，“舀”从“臼”、“爪”，古文字作“”（香港中文大学藏楚简6）。^[2]金文有从“舀”的“稻”作“”（曾P．簠）、（陈公子甗），“”（史免匡）。^[3]

《说文·臼部》“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甲骨文“臽”有从“凵”作“”者，^[4]西周金文钟作“”。^[5]古文字中“人”形偏旁下偶有增“止”形的，如族徽金文中的“”字所从的“人”旁下或有“止”作“”形，^[6] “”（“保”字）形所从的“人”旁下或有“止”作“”形。^[7]“”字“人”形中间的圈形应为其“人”旁下“止”形的讹变并上移的结果，此类讹变上移的“止”形金文中并不乏见，如《说文·丮部》 “象手有所丮据”的“丮”字，字形本像人伸出双手形。金文中用作“其”的字形有的从“丮”作“”，有的字形所从的“丮”下带有“止”形作“”，有的“丮”下的“止”形讹变上移作“”。^[8]西周金文中有一个从“丮”的字作“”，所从的“丮”下或从“止”作“”，所从的“止”又变形上移作“”。^[9]

古文字中的“爪”有简讹为“”之例。何琳仪以为金文所见的“叚”从“”（两手相付以见借义）、“石”声，春秋金文“”旁所从的“”往往讹作“”形。^[10] “叚”字西周金文作“”（克钟）、“”（禹鼎）。春秋时期的曾伯陭壶中作“”，又作“”，其所从的“”简讹作“”，又见于曾伯簠，作“”。战国文字“叚”字所从的“”讹做“”形，如沪简三《周易》简54“王叚于庙”之“叚”字作“”，沪简七《吳命》中“叚”又省“又”作“”（相同的字形又见沪简六《孔子见季桓子》简14、清华简《宝训》简8）。^[1]此类减省的“爪”还见于沪简四《曹沫之陈》简47的“爲”，作“”形。^[2]

“舀”上的“爪”若简讹为“”，与“人”作“”（沪简二《从政甲》简3）、“”（沪简四《内禮》简2）同，隶定以后就成为“臽”。

此外，《隶辨·耕韵》载《杨君石门颂碑》“爭”字作“”，顾注：“《说文》爭从爪，碑变从。《刘宽后碑》“爭”作“”， 顾注：“碑复变从夕。”《司农刘夫人碑》爭作“”， 顾注：“碑复变从，今俗因之。” ^[3]依顾注，隶定过程中，“爭”字上部分的演变轨迹为： “爫”→ “”→“夕”→“”。亦可备一说。

6.“翺”作“”

《齐风·载驱》“齐子翔”（P．2529，P．2669）。

谨案：“翺”又作“翱”，左边的“皋”与“臯”为同一个字形的不同写法。《干禄字书》收录所谓俗“翺”字作“”，应是一个从“羽”、“睾”声的字。字形“睾”来源于“睪” （音“yì”），“”即“”之异写。

《说文》卷十“幸”（音niè）部“睪”（音“yì”）训为“目视也。从横目，从幸”。此字甲骨文作“”，^[4]本像手梏形；两周金文偏旁中多作“”，^[5]已经变得不像手梏，为小篆所本。金文中的“睪”以及从“睪”的“斁”又简讹作 “”、“”、“”、“”（以上前三例“睪”分别见于在毛公鼎、牆盘、南宫乎钟，均用作“斁”；第四例见于栾书缶）。楚简中的“睪”作“”，^[6]又简讹作“”、^[7] “”。^[8]

《说文·大部》有“”（音gāo），训为“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又云“古文以为澤字”。^[9]从字形上看，楚简“”从“大”、“白”，与《说文》从“大、白”的“”（音gāo）同形。古文以为“澤”字的“”当来源于楚简“”形，“”为“睪”之简讹，可读为“澤”。段玉裁解释说：“此说古文假借也。假借多取诸同音，亦有不必同音者，如用为澤，用丂为亏。用屮为艸之类。又按，澤当作皐，古澤、睪、皐三字相乱。”^[10]

由于楚简“”（音“yì”）与《说文》“”（音“gāo”）为同形字，因此 “”的“yì”音之外又有了第二种音读“gāo”；由于“”与“”、“”为异体关系，因此“”、“”也就有了第二个音读“gāo”。

 “”上部的“目”形在隶楷阶段的汉字中可隶定为“罒”，如“睪”、“蜀”；也可以隶定为“目”，如“見”。古文字中上部带有向上突起之角（包括突起的角尖向上出头）的笔形，在隶、楷阶段的汉字中有的可以依次写成短撇、竖、横折三笔画，如“甶”、“白”、 “向”等字的前三笔即来源于此类古文字笔形。由于“”上端带有角状突起，字形也可以隶定为“睾”，即字形的首三笔依次为短撇、竖、横折。

敦煌写卷中，“澤”作“”。《诗·大序》止乎礼义，先王之也。（S．1722）

可见，“”“”“”中的“睾”“睪”均来源于“”，只是隶定形式不同。此即隶楷阶段的字形“睾”“睪”均有“gāo”“yì”两读的原因。

7. “胥”字及胥旁作“”

《鲁颂·有駜》“于乐兮”（P．3737）。

“湑”作“”

《唐风·杕杜》“其叶”（P．2529）。

谨案：“胥”上从“疋”声，“疋”下从“止”，“止”古文字中有作“”（沪简一《缁衣》简16），^[1] “疋”古文字有作“”（沪简一《孔子诗论》简10）者，^[2] “”上部可能即此类写法的“疋”下省去一个“”后的隶定形式。

“胥”及“胥”旁作“”，汉隶中已然。《隶辨·鱼韵》载《韩勑碑》“华生皇”，“胥”字作“”。并注：“《干禄字书》‘’通‘胥’，《金石文字记》云：‘《广韵》胥俗作’，然考之汉人，固已书为矣。”^[3]

8.“右”作“”

《秦风·蒹葭》“道阻且”（P．2529）。

谨案：“右”为在古文字“又”初文的基础上增加“口”形而形成的孳乳分化字。古文字“又”旁在隶楷阶段的汉字中有两种隶定形式：“又”、“”。“”上的“又”旁来源于第一种隶定形式。

9.“斨”作“”

《豳风·七月》“取彼斧”（S．2049）。

谨案：楚简“斤”作“”（沪简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简7），从“斤”之字也有如是作的，如从“斤”、“户”声的“所”作“”（沪简四《曹沫之陈》简28）；有时候写得草率了，“斤”字的“”就会连写成一笔，如“”（沪简五《三德》简20）、“”（沪简五《三德》简8）。^[1]将“斤”的“”横放，将“”连写成一笔，就会成为“”（沪简四《相邦之道》简1），“”右旁即源于此类“斤”的隶定形式。

10.“寡”作“”、“”、“”、“”

《邶风·燕燕》“以勖人”（S．789），以勖人（P．2529），以勖人“”（P．2538），《小雅·大田》“伊妇之利”（P．2978）、《大雅·思齐》“刑于妻”（P．2669）。

谨案：“寡”楚简从“頁”，下部两侧各带两个点画，如“”（沪简一《缁衣》简1）、“”（沪简四《曹沫之陈》简6）、“”（沪简五《弟子问》简16），其下两侧的点画为区别符号。^[2]其下部的点画系将其与“頁”区别开来的区别符号。上述字形增益“宀”后，成为“”、“”、“”、“”诸形的来源：将左右两侧靠上的点画连成一横，将“頁”下的“人”形简成一笔，隶定以后就成为“”，汉字发生隶变时此类连不同的两点画成一横画的例子很多，此处不再列举；若将两侧靠上的点画省略，下部的“人”简成一笔，加上“宀”，隶定以后就成为“”；省却“頁”下的“人”形而保留点画，隶定以后就会形成“”，将“”字“頁”形横画下的点画向上延伸拉长，就形成了了“”。

《隶辨·马部》载《北海相景君铬》“寡”字作“”，并按：“《五经文字》云，寡，石经作。” ^[3]可知在汉碑和石经中，寡已写作“”。

限于篇幅，以上诸例只是举例性质，但也足以证明部分俗字有其自己的古文字渊源。敦煌俗字是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难点之一，辨识无疑是重要的，但理清其来源和形体变化，不仅可以使辨识有据可依，有理可循，而且对敦煌俗字的整体研究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