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思想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伍玉林， 杨梅（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理顺习近平对“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明确习近平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和而不同”思想的融入。面对全球互联网治理难题，习近平以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结合其独特构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贡献了中国智慧。研究习近平“和而不同”思想内涵及其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主张中的运用，厘清“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原则、目标、方法、路径等，以真正实现全球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和而不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

一、“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渊源

（一）“和而不同”思想的“和同”词辩

“和”“同”二字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出现。“和”字原指音乐上重音的协调；“同”字的最初含义是把水之类的东西用容器汇聚起来，有“汇聚、聚集”之义。

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贵族中的博学之士开始突破对“和”“同”原始含义的探究，尝试从理论上区分“和”“同”，并将二者哲理化为形而上的“和”“同”观念。史伯最早对“和”“同”二字进行深刻阐释：“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将彼此不同的两个事物互称为“他”，所谓“以他平他”就是用与此事物不同的彼事物与此事物取得平衡协调，这样才能“生物”，才有生机，才能发展。所谓“以同裨同”就是将同一事物、因素、成分的简单重复、相加，这当然会导致“尽乃弃矣”，即千篇一律的悲剧。只有将金、木、水、火、土等各种有差异的事物相互融合，才能产生千姿百态的新事物。^[2]此处“和”与“同”不再是二字的本义，而是从两种自然现象抽象为具有普遍价值的观念，包含不同事物差异性与矛盾多样性的统一。

至此“和”的思想已经形成，史伯强调“和”时不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同”是排斥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取消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和”而不是“同”。也就是说，“同”是抽象的直接的同一性；“和”是包含着矛盾和差别的具体的、辩证的同一性。史伯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第一次将“和”“同”作为对立的概念进行了辨析。

（二）“和而不同”思想的核心：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继承前人“和”“同”词辩的思维逻辑，基于对当时现实社会道德的认知，将其放在伦理学层面继续加以论说形成“和合”思想，其核心就是“和而不同”，并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这是“和而不同”一词第一次完整的出现，标志“和而不同”思想正式形成。

这一思想提出后，后续学者都对其作出了自己的论述。何晏解释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4]张载理解为：“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固、必、意、我。”^[5]朱熹阐述为：“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6]杨伯峻解释为：“君子用正确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7]

由此可见，君子能吸收听取不同意见，能海纳百川、和睦共处；小人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同而不和。即和、和谐、和合是在不同、冲突中得到的，同是排斥和、和谐、和合的，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处理人际、社会、政治、国家、民族、宗教间复杂关系的方法，也蕴含着两种不同的思辨方法、道德情操和个人修养。

二、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和而不同”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人、自然、社会层面“和而不同”思想的创造性阐释

习近平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而“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智慧支撑，被习近平创造性应用于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治国理政以及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就自我身心的“和而不同”来看，心，是人类最敏感的平衡器；心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儒家一向把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讲究由内而外的自我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要在于自我修身。习近平十分注重个人修养，更是严格约束自己：“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9]。个人行为修养自古以来便是立身之本，只有自身道德修养达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去教化他人、治道理政，甚至助于他人道德修养水平提高。习近平强调知行合一、表里和谐，“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也正是儒家个体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他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道德学问不是外在的知识，而道德学问必须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同自身为人处世相结合，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和谐统一，才是真正的学问。^[10]

第二，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来看，儒家从不同方面诠释了基于“和而不同”思想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习近平对“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主张从个人心与善的道德修养达及社会：一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核心思想就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这种“仁爱”进一步形成了社会规范，并构成“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行为“五常”。除了上述的“仁”之外,，“义”是立世的根本，“义高于生命”；“信”是人与人关系中最至高无上的，孔子认为在国家管理的三件大事中，“足兵”、“足食”都可以去掉，唯有“信”不能去掉，“民无信而不立”。至于“礼”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以这样的纲常为人与人的行为准则，才能实现“和而不同”基本要求，以朝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11]

第三，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习近平将“和而不同”思想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为：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生态哲学体系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运用。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侧重新发展理念的构思，提出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2]观点，准确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密不可分，这正是新时代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由此，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3]理论观点，不仅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理论指导意义，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用领域延伸至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时代方案，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第四，从国家发展道路看，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始终把“尚和合，求大同”作为安民国泰的首要原则，基于对“和而不同”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赋予其新时代下新的理念——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谨记“民权、民主、民生”根本宗旨，把人民发展作为国家发展道路的首要指向，在新时代以中国梦为前进旗帜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之梦。习近平倡导“和而不同”思想，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维”，呼吁世界各国以包容互鉴取代“文明冲突”和现实冲突。中国既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将秉持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理念，坚定和平发展、包容互鉴、合作共贏基本准则，以实现和谐世界的最终目标。

第五，从国际交往来看，习近平秉持“协和万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和平、开放、包容、互鉴的发展理念，他的“和而不同”思想以此为基得到有效的实践成果，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习近平多次向世界传播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致力向世界各国阐释和展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发展胸襟，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包容互鉴，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享的外交理念，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新型国际安全观”、“新型文明观”、“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及“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再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新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无一不在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和而不同”思想创造性结合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载体和精神营养。”^[14]他把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升华为治国理政的治道之法，丰富其思想内涵，增强其指导实践的真理性。表现在：

第一，在矛盾统一体中认可并维护元素的多样性，保持各元素的相对独立。^[15]在运动的矛盾内部中，各元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矛盾作为整体而存在，在贡献上具有平等性。但各个元素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又受到整体的维护。因此要在矛盾对立统一的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保持个体元素的本质特性，促进各元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维护矛盾整体的和谐稳定。

第二，在矛盾统一体中把握并实时调整各元素之间的联系性，发挥其相互作用的最大化。每个元素都具有独立的特性，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但各元素之间或相互依赖，或相互排斥。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6]因而在矛盾不断运动中，要准确分析各元素之间的联系性，将其辩证地调整并融入自身发展之中，缓解各个联系的尖锐化，从而实现矛盾整体的和谐化。                                                                                                                                                                                                                                                                                                                                                                                                                                                                                                                                                                                                                                                                                                                                                                                                                                                                                                                                                                                                                                                                                                                                                                                          

第三，淡化差异，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对抗，矛盾各方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交流协作，共同发展。^[17]习近平强调，“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8]因而在找准矛盾的同时，要缓和矛盾各方的激烈反应，发挥其积极因素，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流互鉴，让优势与优势相交，深入挖掘其促进作用，推动整体与个体的共同发展。

这是习近平“和而不同”思想与矛盾辩证思维的创新性发展与结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交汇，这一新生命产生于治国理政的深刻实践，又成为新时代下新发展理念的先进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说，习近平“和而不同”思想在科学把握矛盾基本属性关系时侧重强调矛盾“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中国的准确表达和运用。

三、以“和而不同”思想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一）习近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时代依据

网络信息化不断升温使网络空间建设相关问题接踵而至：网络空间秩序、网络安全甚至延及国际主权等，都亟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准则。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辞中习近平指出：“互联网让国际社会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愿意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基于对网络空间发展衍变的科学把握，他在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正式提出“世界各国应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命题，并多次阐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涵：互联网空间里存在的、基于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掌握网络空间的前途与命运特征的团体或组织，包括有形的共同体和无形的共同体。^[19]

习近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依据：首先，中国正处于信息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互联网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我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也更具话语权。目前中国有四百多万家网站，网民以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居于全球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习近平心系各国人民福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本国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紧密相联，促进我国与世界共同和平发展。互联网建设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更致力于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这不仅是一种自我要求，而且主张面对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各国都应在探索应对举措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互联网治理体系化，实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优秀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其次，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间联系更为紧密，或相互依存，或相互排斥，这种关系结构愈发复杂，互联网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网络空间秩序规范的匮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以及各国网络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造成网络空间无组织性、无制度性，这就需要各个国家交流互鉴，将其优势融汇交合，深入挖掘其技术长处与切实方案。面对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各国应以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积极调解联系的尖锐性，树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形成共同治理、互尊互信的网络治理精神，共同构建开放、绿色、安全、和谐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当前网络社会发展困境带来曙光，也迎合了互联网发展变革的迅猛趋势，更是习近平和谐发展观念蕴于网络空间的生动实践。“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20]中国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为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完善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和而不同”思想理论支撑

“和而不同”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着力点，在文化交流、生态建设以及国际交往等诸多方面彰显了大国风范，展示了中国智慧。习近平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也保持“和而不同”思想的坚定立场，从其“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五点主张中就得到了深刻体现：

    第一，以“和而不同”的“互联互通”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落实。互联网价值的实现就在于互联互通，针对目前网络空间建设的困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2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始终秉承着“和而不同”思想的基本立场，兼顾各国人民的共同需求，加大我国相关建设高水平的技术研究与人才投入，充分发挥国内互联网企业的产业核心作用，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衔接，推动实现全球网络“互联互通”，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第二，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包容互鉴观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网络全球化趋势蔓延使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各国密切相关的利益体，一方面增进了国家间沟通与交往，另一方面也使得国与国之间关系链的处理问题被提上议程。习近平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国际社会交往问题与各国发展息息相关。互联网快速发展导致各国之间界线模糊化、彼此利益高度融合，这就要求各方有所摒弃、求同存异、敞开心胸，共同推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共建共享，以加强彼此间文化交流与进步。中国秉承“和而不同”思想，始终大开开放大门、丰富开放内涵，并将其运用于国际互联网社会建构，力求彼此合作利益最大化，以推动世界互联网平台共赢性发展，促使相关发展成果造福各国人民。

第三，以“与时偕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网络经济共同繁荣。当前世界经济整体遭遇发展瓶颈，各国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使得社会矛盾加剧，波及人民日常生活。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低迷态势，中国牢牢抓住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促进其与信息技术的创造性结合以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力求发展数字经济，以培育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量，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习近平坚定“和而不同”思想格局，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22]中国在寻求自身新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试图为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以本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经验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创新性发展动能，给各国带来经济发展的新前景，也充实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并以此共同体作用于网络经济的繁荣创新。

第四，以“和而不同”和平和发展观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安全有序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最低层次需求和基本保障。构建安全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不仅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各整体应尽的职责，也是参与网络社会交往的各国人民的深切呐喊。面对网络安全对各国政府提出的困难与挑战，习近平主张尊重各国网络秩序规范的自主权利，并倡议各国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创建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即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更应该以此为宗旨集中力量保障网络平台的平稳运行。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盗版泛滥、网络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军备竞赛等威胁网络空间秩序的网络安全问题，各国应以“和而不同”为基准合力促进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制定，保证网络空间和平发展，以建造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第五，以“协和万邦”全局理念打造国际互联网治理机制，促进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张“各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23]，基于“达济天下”和平发展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平台的共商共建共享，以求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国际互联网空间治理应尊重各国政府的网络主权，承认并鼓励各主权国的多种参与方式，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以平等协商作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原则。同时，倡议多主体协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各国党政领导立法执法主体、科研网络技术主体、网络文化创作主体、人才培育的高校主体、信息交流的企业主体以及全体网民等多方参与协同、各尽其责，充分发挥各领域的行业优势。中国始终坚守自身定位，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发展坚定不移地奉献。我们始终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保持广阔的发展视野，并坚信在“和而不同”思想引领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符合世界各国政府的中心目标，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符合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根本原则，为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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