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新诗研究述评

  朱绵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8）

    摘要：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要以新感觉派小说闻名于文坛，长期以来他的小说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他作为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身体力行创作新诗、发表诗论、培养新诗人，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诗对当时及后来的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其新诗，然而对其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却缺少综合的描述。本文力图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施蛰存新诗研究情况做综合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施蛰存;  新诗研究;  述评 

施蛰存的文学生活最早从爱好诗歌开始，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作旧诗的同时也学作新诗。他在20年代创作新诗3首，30年代到抗战爆发前创作18首，抗战爆发后断断续续作了5首，共计26首。施蛰存新诗数量不多，但却在当时的诗坛形成了一股诗风，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施蛰存的新诗，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世纪以后得到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人对其新诗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令人遗憾。本文力图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施蛰存新诗研究过程与现状作综合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施蛰存新诗研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的新诗受到零星的关注和评论。从40年代到新时期以前，国内先后以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导，施蛰存的现代派诗歌几乎无人涉足。（2）80年代至90年代，一些学者在研究其他课题时仅对施蛰存的部分新诗与诗学主张有所提及，且占篇幅较少，而没有专文作专门的研究与论述。（3）新世纪以后施蛰存的新诗才从真正意义上引起学界的重视与研究，出现了一些单篇研究论文，使其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一

第一个阶段：30年代施蛰存的新诗受到零星的关注与评论。

施蛰存最早于1927年开始创作新诗，在《现代评论》第6卷第141期和148期分别发表《明灯照地》和《古翁仲对话》，但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1932年5月他开始主编《现代》杂志，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其他诗人诗作的同时在《现代》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自己的一组《意象抒情诗》6首，以及连同后来发表的4首，共10首，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很多年轻人争相模仿他的意象抒情诗，成为一时之风。据统计，在《现代》前3卷发表的新诗中，戴望舒发表新诗15首，位居第一，施蛰存10首，位居第二。

首先是来自普通读者的关注和评论。《现代》编到第3卷第4期的时候，施蛰存接连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对《现代》上的新诗提出一些质疑。其中署名吴霆锐的读者来信中说：“‘诗的形式与内容’这个问题自从拜读了你诗的大作后，直到现在没有解决下来，就是对于诗人戴望舒先生的作品也抱着同样的怀疑”。吴霆锐认为《现代》的诗看不懂，是“迷诗”，没有诗的形式，并提出散文与诗的区别何在。对此施蛰存在1933年9月《现代》第3卷第5期《答吴霆锐问》中予以回答。问答书简发表以后，又有许多读者来信提出关于诗的内容的质疑。于是施蛰存又在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1期的《文艺独白》栏内发表了一篇《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作为解答，文中强调“《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对于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和质疑，林庚、金克木、朱光潜等都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出发为现代派诗进行了相应的辩护。

学界较早正面评价施蛰存新诗的是孙作云，他在《论“现代派”诗》（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1935年5月15日）中谈论“现代派”诗时列举十位诗人及其诗作，施蛰存就是其中一位，并认为“施蛰存是首先明白地拉起‘意象抒情诗’的旗帜，也是这派诗人中有力的提倡者。他虽然没有出诗集，但他的诗我们还记忆了许多首，如题为‘意象抒情诗’下的几首：《桥洞》、《祝英台》、《夏日小景》、《银鱼》，及《九月诗抄》题下的《嫌厌》、《桃色的云》、《秋夜之檐溜》。而《桥洞》一诗尤好。很能做到情绪的抑扬顿挫，给读者以意境的美”。孙作云的评价是比较准确和中肯的。

也有来自反面的评价，1935年有一位“最喜欢研究文学”的文学士金公亮先生在《教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病十式》的文章，主旨是在说明近来学生的文章中几种共同的“毛病”，施蛰存的《银鱼》被当作一个示众标本收在“作者一时想入非非……而文章病矣”这一式的文章病房里。而施蛰存在《海水立波》（载《新诗》第2卷第2期，1937年5月）中认为“金君用看文章的心眼”“把我的六行诗连接起来，作为一节散文似的读下去，诚然是不很能够懂得它的”。

同时，30年代现代派诗歌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明白与晦涩、易懂与难懂的讨论，足见现代派诗歌在发表之初还是很有争议性的。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占主导地位，现代派诗歌创作远离国内政治和革命大潮，在当时没有得到理论与舆论的支持。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占主导地位，社会-政治批评成为衡量文学的标准，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征的施蛰存的创作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甚至得到歪曲的评价。比如在文学史教材方面，除了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版）中作了一点肯定之外，大多数教材都持否定的态度，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八章第三节，将以施蛰存、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列为“没落资产阶级流派”；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将“新月派”、“现代派”诗歌看作“本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洪流中的两股逆流”。 丁易和刘绶松的评价受左倾思潮影响，显然有失公正。唐弢的文学史教材几乎没有论及现代派。此后到70年代末，施蛰存的诗歌几乎无人问津。

二

第二个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施蛰存的新诗得到初步探索。

80年代初报刊杂志开始发表一些访谈录，介绍了施蛰存的一些情况，如《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访施蛰存》（载《文汇报》，1981年1月31日）、《一个作家的品格——记施蛰存》（载《百花洲》1982年第5期）、《一刻也离不开书的人——访施蛰存》（载《文汇报》，1983年5月26日）等文章，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时有学者研究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史和《现代》杂志，问及施蛰存几个问题，施蛰存经回忆和查阅资料在1981年发表《<现代>杂忆（一）》（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几个问题予以说明，其中认为发表在《现代》上的诗应该叫“《现代》诗”或“《现代》派”，不承认其是“现代派诗”。80年代海外知名汉学家李欧梵对不同理论角度下的“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概念的厘清，对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影响非常大，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

较早研究现代诗派的学者是柯文溥，他在《论<现代>诗派》（载《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一文中提及施蛰存是现代派诗人之一，在谈到现代派诗的节奏时引用了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中的“没有韵脚的诗只要作者写的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样可以表现出一种文字或诗的节奏”，在谈到现代派诗的韵律时认为“施蛰存的《祝英台》不讲外在音律，但又对称，具有均衡和谐的美”。柯文溥在文章中对施蛰存的诗歌有零星的点评，但篇幅只有寥寥几句。较早对施蛰存新诗进行具体评析的学者是江锡铨，他在1990年发表了《小说家的诗——施蛰存诗四首诵读札记》（载《名作欣赏》1990年第1期），首先用了大量的篇幅举例说明施蛰存是小说家的同时还是个诗人。然后具体分析了施蛰存的四首诗，认为《桥洞》是“古老意象与现代诗意的融合”，《桃色的云》是“没有哀伤的‘葬花词’”，《银鱼》是“心理分析与心理‘美化’的结合”，《乌贼鱼的恋》是“失恋者的谐谑曲”。这是最早单篇研究施蛰存新诗的文章，其分析深入细致、视角独特新颖，在施蛰存新诗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当然江锡铨的文章基本上还处在赏析的层面。此后，曹万生（1991）、杜运通（1994）、陈希（1995，1997）、龙泉明（1997）、祝晓耘（1997）、罗振亚（1999）、陈旭光（1999）等人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现代诗派、《现代》杂志的单篇文章里，对施蛰存的部分诗学主张和诗作也有提及和零星点评，但篇幅较少，没有展开论述，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取得进展的是孙玉石著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他在论述现代诗派时对施蛰存作为现代派诗的倡导者给予了相当的篇幅，并对其新诗《银鱼》、《沙利文》和译诗《热带之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很有远见。这一时期施蛰存的新诗研究实质上没有真正展开，成果也不大，但是为新世纪施蛰存新诗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文学史教材对施蛰存的评价逐渐提高。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十二章——“诗坛的阴霾与曙光”，把现代派列为文坛的孤军，比起50年代文学史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中认为施蛰存发表在《现代》第4卷第1期上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并对此“宣言”给予一定篇幅的评述。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将施蛰存的名字列入围绕着《现代》而形成的在新诗题材、审美、风格、艺术手法方面都有近似之处的稳定的诗人群中。施蛰存作为现代派诗人，文学史教材对其地位的评价一波三折，相信在未来，随着关于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新诗贡献研究的深入，施蛰存的地位会逐渐凸显，会得到更客观更应有的评价。

三

第三个阶段：新世纪以来施蛰存的新诗研究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出现了独立的专文研究与专著中的专章研究。另外在新诗搜集和诗学著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专文独立的研究的诞生。2000年，黄忠来、杨迎平发表了《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这是首次专文论述施蛰存通过《现代》杂志发起了现代派诗歌革命，这对过去的观点是一个突破。在以往的文章中施蛰存仅是《现代》的主编，是现代派诗人之一，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高，而黄忠来与杨迎平的文章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进步。2003年，杨迎平发表《施蛰存与三十年代的诗歌革命——兼谈与戴望舒的友谊》（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重点论述了施蛰存对现代派主将戴望舒的培养；2011年又发表《施蛰存包装出来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载《暨南学报》2011年第6期），这两篇文章都进一步说明施蛰存对现代派诗的推动作用。随后，罗振亚在《意象抒情诗—评施蛰存20世纪30年代的诗》（载《云梦学刊》2004年第25卷第6期）一文中从都市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读了施蛰存的6首意象抒情诗，并且从溯源的角度论述了施蛰存的新诗创作借鉴了英美意象派的诗学法式，文章定位准确，视角独特，分析深刻，不乏为施蛰存诗歌研究的一篇力作。在《<现代>诗综》前言中，吴欢章教授曾说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在表现都市生活方面具有一致性，对于这方面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而罗振亚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读了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这是施蛰存新诗研究的重要进步。

新世纪以来，研究施蛰存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大约有50多篇。其中有2篇硕士论文部分章节涉及到施蛰存的新诗，涉及到施蛰存对现代诗派的理论贡献。如，韩彬在《施蛰存与“现代派”》（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的下篇中主要讨论了施蛰存对现代派的界定、对现代诗派的诗学理论贡献以及对戴望舒的培养，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又如茹倩的《施蛰存诗文论》（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全文主要论述施蛰存的散文、旧体诗和现代派诗，在第三部分写现代派诗时，主要讨论了施蛰存对现代诗派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分析了施蛰存的新诗实践活动。由于这两篇文章不是专门写施蛰存的新诗，在全面性系统性和细致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还有10多篇硕博士论文对《现代》杂志进行研究时也提及施蛰存的文学编辑活动和施蛰存的现代派诗歌，但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对施蛰存新诗创作事实的罗列与梳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与论述。尽管如此，这些研究都说明施蛰存的诗歌越来越受到重视。周良沛曾多次拟将施蛰存的新诗结集出版，新诗研究专家叶辉先生也对施蛰存的新诗创作作过很高评价，这些都说明施蛰存的新诗很有研究价值。

近几年来，施蛰存研究专著中开始出现了诗歌研究专章。杨迎平的《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是施蛰存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分综合论、创作论、比较论三部分。在综合论的第二章，作者对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革命、翻译工作对文学的贡献都作了专门的研究，特别论述了施蛰存如何写诗、如何发起30年代现代派诗歌革命以及如何培养现代派主将戴望舒，从整体上对施蛰存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在新诗选编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上一个阶段，周良沛在《新诗选读105首》（1989年4月第1版）中收录了施蛰存的一首《卖梦》，蓝棣之在《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收录了施蛰存12首诗歌。在新世纪，蓝棣之编选的《现代派诗选》在2002年1月新版被收录于《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在丛书出版说明中提到，此书作为大学生必读书目，特别是文学专业是不可缺少的书籍，入选作品都很具代表性，经典性和学术性。包括施蛰存在内的现代派诗歌从被质疑到慢慢被接受，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2012年由刘凌、刘校礼编的《施蛰存全集》共十卷出齐，其中第10卷《北山诗文丛编》中收录了施蛰存散失在各处的22首诗歌。紧接着杨新宇的《新发现的施蛰存佚诗和佚文》（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又列出施蛰存的四首佚诗《玉女之歌》、《我期待》、《镰刀的三个季节》和《卖梦》，佚诗的发现弥补了《北山诗文从编》的不足，丰富了施蛰存新诗研究资料。

在诗歌史研究著作方面，施蛰存的地位逐渐凸显。继孙玉石之后，刘士杰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版）在论述现代派诗歌时，也给施蛰存以相当多的篇幅和详细的论述，施蛰存对现代派诗歌的贡献逐渐被明晰化和被认可。与以往的诗歌研究专著相比，施蛰存的分量和地位逐渐突显。

四

关于施蛰存新诗研究现状的历史思考。施蛰存新诗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零星的评论，在80年代到90年代，施蛰存新诗得到初步探索，学者在研究现代主义诗歌或者《现代》杂志时对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的诗论讨论得比较多，对部分诗作有点评，但并未展开讨论，虽有一个单篇，也是初步探索。新世纪以后专门研究施蛰存诗歌的专文出现了，但也多集中在对部分诗作如《意象抒情诗》的创作渊源、艺术特色和影响的研究上，多集中在对施蛰存与现代派诗的关系、与戴望舒的友谊的研究上，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关于施蛰存新诗的研究成果。与小说研究相比，硕博论文研究施蛰存诗歌的也较少。考虑到施蛰存对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实际贡献，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对其诗歌艺术及其贡献的研究。

（1）施蛰存新诗研究有待系统化与深化。从研究内容上讲，过去对施蛰存30年代发表在《现代》上的“意象抒情诗”研究得较多，对其20年代和抗战后的诗歌缺少研究，更没有关于其所有诗歌系统化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视角上讲，诗人人格气质与诗格的研究，诗歌的意象、主题、情感、运思方式、语言的研究，其新诗的文学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研究等，都还没有发现深入的研究成果。

（2）施蛰存诗学理论研究有待拓展。目前对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提及和讨论得较多，但对施蛰存散落在其他著作中关于诗歌的语言、节奏、韵律、形式等的观点研究不够。另外施蛰存对解诗学还有独特的见解，比如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如何读诗与如何读散文，诗歌与生活与文艺的关系等，这些方面都有待发掘。

（3）施蛰存新诗翻译研究有待发掘。目前主要有3篇论文专门研究其诗歌翻译，只是探讨了施蛰存对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的研究，但他的译诗近400首，涉及波兰、西班牙、希腊、丹麦、印度等国诗歌翻译的研究还是空白；对施蛰存译诗的艺术特色、审美价值、翻译标准、翻译特色、译诗影响、文学史地位等研究也有待系统化；另外不同时期施蛰存对诗歌翻译文本选择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此外对他的新诗翻译与新诗创作以及小说创作的互动研究也不失为一个新的切入点。

（4）施蛰存新诗渊源和影响研究有待系统化。目前对施蛰存新诗受英美意象派影响的研究较多，而施蛰存新诗还受到法国象征派、中国古典诗歌、新感觉派小说、诗歌翻译等多方面的影响，对其影响的系统研究很缺乏。施蛰存的新诗对当时诗人的影响，研究者多有提及，而对后来的现代派特别是80、90年代的诗人产生的重要影响研究较少。

（5）施蛰存新诗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能搜集到的施蛰存的新诗只有26首，但施蛰存早期模仿西方的十几首诗歌、抗战期间散失在各处以及有些尚未发表的诗歌都有待搜集，这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研究文学大师施蛰存。

[参考文献]

[1]施蛰存.北山散文集( 二、三、四集) [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施蛰存.北山诗文丛编[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施蛰存.施蛰存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施蛰存.域外诗抄[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5]《现代》（1932.5-1934.11），上海现代书局.

[6]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现代》诗综[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7]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The Research Description of Shi Zhecun’s New Poems

Zhu Mia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 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As one advocator of modernist poetry in 1930s, he created some new modern poems, published poetry theory, cultured new poet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poetry. Meanwhile, his poem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at time and the later poets.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his poems, but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state is still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d description. So this essay tries to describe the research situation comprehensively since 1930s.

Key words: Shi Zhecun; the state of new poetry research; de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