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不平等文化权力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英语教育中的负面影响

【摘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思维的家园。英语作为目前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承载也是西方文化为主导，蕴含的是西方的认知体系，同时也是西方文化权力的具象化。据此，人类的语言习得实质上是与该语言背后的文化认同同步展开。然而，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掺杂着文化霸权的全球化体系的深化，英语在工业革命后逐步成为世界性的语言。任何要加入全球化体系的民族，其前提必须是习得英语。但是，这一习得过程必然牵涉了文化上的冲突或涵化。尤其是当前地方特色显著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较为明显的受到了来自于其地方性的隐蔽文化（covert culture）与全球化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种种障碍，进而产生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在学习英语时的困难，乃至是抵触情绪。本文试从语言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文化霸权、权力规训的视角揭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英文教育所产生的困惑与问题，并尝试提出异文化语境下的英语学习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英语习得；异文化；规训；文化霸权

一、 语言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按照泰勒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可见，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就是涵盖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整体，在泰勒的定义中，知识成为文化范畴中的一个部分。就知识的含义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对自身（inner nature）以及对外部世界（outside nature）的认知方式。由于文化存在差别，每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宇宙论都不尽相同。语言符号为知识的确立与传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民族的认知、知识必须通过语言来加以表达。但在将此创造进行更为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语言符号的所指并不是对应的---在同一片蓝天下，用“天”来表述蓝天的汉族会认为，在这片广袤的天空中也许有玉皇大帝存在。而说着“sky”或“heaven”的西方人则相信蓝天之上有上帝，或者以西方的科学体系来定义“sky”---蓝天是由水和氧气组成的，地球与外太空的中间地带。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人们在认知异文化语言时，存在着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其二，“在每种文化中，一切习惯、物质对象、思维与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代表构成这种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化必须是作为一个内部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来看待，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语言符号并不孤立，而是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互有联系，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那么，人们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就要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异文化中的认知方式、物质层面等因素。但是，人们所固有的文化认同的先在性决定了对异文化的抵触在所难免，尤其体现更加依赖于自身的传统地方文化模式生存的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

二、 文化霸权带来的文化冲突

     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的方式包括殖民、推动商品经济模式的发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文化霸权，或称为“文化垄断”，其表现在于将西方文化上升为具有普世性与唯一正确性的高度。现代社会开拓了世界市场，使未开化与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Orient）从属于西方（Occident）。自近代以来，所有非西方国家或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无一例外都通过参与世界性的商品经济活动，以向“现代化”不断迈进。“现代化”的模式，归根到底而言是西方模式，以工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思想原则。这一模式，与非西方社会的本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有时是根本性的对立。比如“现代化”要求人们以“科学标准”解释世界，而彝族传统社会中又自有一套巫术体系用于解释世界。那么，当“现代化”的模式进入彝族社区时，千百年来依靠自身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彝族群众是难以去完全认同一套与其信仰、价值观完全相悖的文化体系的。但是，凭借“现代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这些少数民族社会为了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最后也必须接纳这套来自于西方的文化体系。例如，很多少数民族不得不放弃社区内部自给自足的粗放型农业生产而选择以商品交换为目的、为主流社会提供各种原料的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以西方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体系取代了传统社会中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言传身教的教育模式。正如前文所述，文化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互有联系的整体，那么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社会的推行必然引起这些社会的变迁。社会结构将由高度同一的团结逐步趋向于个体诉求的独立。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传统的、维系当地社会、人以及人和自然直接平衡的信仰会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价值，最终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并非一个合理的、有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西方借助其强大的实力，将自身文化模式构建成为全球化体系的规则，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对西方自身有利。因为在这一体系中，西方在科技、生产及经济领域捷足先登，成为体系中的优胜者，而非西方国家与民族则始终纠结于自身的传统模式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之中，即使走上了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之路，也因其不可能完全适应于本土社会而不可能重塑西方的崛起神话。最终，世界体系中加入“现代化”大军的国家与地区，只能对西方望其项背，在充当西方的廉价原料供应者的同时，还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取西方的科技成果。显而易见，西方推行其自身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其领导者与支配者的地位。

三、无处不在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在西方开始反思自身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步兴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正是这一思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认为东方主义有三层含义：“东方主义是一个学科；是一种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用于区别‘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一种既支配，又限制西方关于东方的思考、想象以及描述的话语体系”。可以看到，东方主义实际上是西方以“西方中心主义”（Euro-- centrism）思想对东方进行认知的一种思维模式，或者更直接的说，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东方的文化，以西方人的视角再现一个并不真实的东方。例如在西方的各类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东方被描述成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原始的、与“先进”文明背道而驰的地方。凭借西方在文化地位上的霸权，西方视角下对东方的描述成为了“权威”。值得深思的是，东方主义的影响已经不限于西方作者，由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包括非西方社会的成员在内，也开始用西方的视角在审视自身社会，用西方价值观来评价自身社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自身社会的“落后”，进而一步步向“先进”的西方模式靠近。然而，东方主义在非西方社会的蔓延，在客观上削弱了非西方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因为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之下，非西方社会的文化都是“落后”的，必须加以摈弃的（例如上世纪初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东方主义影响的非西方社会成员一致认为，自身的社会只是“睡美人”，而欧洲以及西方国家是“王子”，“睡美人”是需要“王子”来唤醒的。正是在东方主义的驱使下，已经深陷文化不平等的全球化体系中的非西方国家与民族还将愈陷愈深，并且难以察觉东方主义的阴谋---西方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凸显西方文化模式的优越性，用文化的力量牢牢控制场域中的非西方国家。

   在当代社会，东方主义痕迹无处不在，渗透面极广。就连在关系到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教育体系中，亦充斥着东方主义的影子。比如我国当代的初中英语教材中，很多内容都在向学生暗示西方的种种优越性，而极少地涉及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如此模式的英语教育长久推广，将会对我国，尤其是有着鲜明地方文化色彩与地方社会特色的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年轻一代的文化认知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产生怀疑，进而削弱了自身传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更与保护传统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从长远看，当前缺乏文化视角的英语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是相当不利于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

四、隐性的权力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则将“权力”一词的意涵拓宽，具体体现在他提出的“规训性权力”（discipline power）的概念。在后现代的视角下，福柯解构了权力的中心性与主体性，他认为权力的本质体现在它的多样性、片面性、不确定性中，体现在一种相对主义的描述中。所以，“权力”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学的范畴中。既然权力没有具体而确定的拥有者,那么权力成为了一种独立存在的客体，人只是权力的缔造者与其运作中的一个“算子”(operator)。因此，这样的预设也促成了福柯的权力研究的又一创新---权力的微观性。由于他的权力观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那么在他看来，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之中，受到权力的支配。但在支配的同时，每一个人又在使用着权力。的确，世界上的所有人，其言行、思维都有一套固定的图式，而固定的力量来自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于有形的政治权力，这种控制我们思想言行的权力是无形的。这就是福柯权力观的精髓所在，即权力是一种运行在人类社会中的“规训性的力量”。“规训”意指规范化的训练，涵盖了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层层的监视、裁决以及检查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固化个人的思维、实践。例如教育就是“监视”的一种手段，各级教育部门将一套“规范的社会标准”灌输到受教育者的思维之中，并随时检查这些受教育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标准。久而久之，当受教育者完全被“驯服”时，他就开始用灌输于他头脑中的这套标准时刻进行自我检查，以确信自己的言行始终符合标准，同时还利用这套标准去监视与检查其他人。如此便是权力的一次运作过程。

通过福柯对权力的论述，文化研究的视角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某一特定文化的确是塑造其社会成员的“规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所以，文化权力这一术语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同时，由于一种特定文化是在满足特定自然与社会的人的需求中形成的，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那么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同样作为权力的异质文化成分对本社区的成员所产生的“规训性”影响。按照上文的逻辑，一旦某种异质文化成分成为一个社区的“规训性权力”，即意味着原有文化的权力已经不再发挥作用，这必然会导致当地社会的变迁，有时会是激烈的变革。

文化权力发挥作用的一个显著途径便是通过语言进行运转。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大部分是由该社区其他成员以语言形式传授给他并使之完成的。例如传统的汉族社会中，人们见面时的“作揖”便是文化权力对人们行为产生的效应。当英文shake hands传入后，与之相应的是人们行为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面时握手的礼节取代了作揖。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子。因此，当一种异文化语言大规模的进入某一社会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其权力机制亦在发生作用。不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细致辩证的思考，盲目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一种异文化语言，势必对原有文化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举动直接触及人们的行为与思维模式的变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英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是文化霸权与文化不平等的体现，大力推行英语教学的本质与人类谋求文化平等的目标是相悖的。但是，文化以及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并不能成为非西方的边缘民族拒绝融入全球化体系的原因。全球化虽然是一个不公平、且有利于其支配者的体系，但任何事物都需要辩证的来看待，历史也证明了部分非西方国家将自身的特色文化转换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稀缺资源，从而为自身获得发展契机以及话语权的例子。例如大理镇的周城村的扎染工艺，借助着旅游的契机，成功地将自身的地方文化推介到国际上，最终成为国际认可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扎染成为了这个体系中一种稀缺性的文化资本，资本的转换使得周城村获得的不仅仅有经济资本，还有国际的认可，以及充足的经济资本带来的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那些在全球化体系中适中难以获得话语权、始终徘徊在边缘区的民族，则因为他们被动地按照中心区所划定的规则从事着低层次的生产，没能很好的发掘自身独有的、能够被国际社会所青睐的潜在资本。

就我国推行英语教育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解读为代表西方利益的全球化在我国的深化，通过英语教育，本土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逐步发生变化，而且是支配者希望看到的变化，因为这种改变会促使非西方族群更加顺利的融入全球化之中，在西方给定的位置上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国能够妥善地运用英语教学，使更多欠发展的少数民族能够将英语作为向世界介绍自己文化的媒介，其结果必然是积极的。同时，在此种动机下学习英语，当地学生的积极性必定得到有效提高。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所推行的英语教学，在本质上还未达到上一段所述的第二种情况。因为目前的英语教学不仅完全脱离了与地方文化的联系，甚至存在文化霸权的色彩---英语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抵触，但为了考试，学生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样一套异文化逻辑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对自身文化的重视，使得潜在的文化资本难以得到开发。

因此，为了使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全球化体系中获得发展的契机，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英语教育，乃至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都必须进行调整与改进。

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时，应该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加强“文化自觉”方面的内容。“文化自觉”指的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相比于全球化程度更为彻底的中东部地区来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着更多的本土文化特色，这是这些地区独有的潜在资本。所以，这些地方文化应该得到完善的传承。但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很多方面并不利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保存，比如自然科学就与当地的认知体系相悖。所以，教育部门应该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对现行全国通行的教学大纲进行适当修改，增加有关地方文化传统的部分，使学生在了解主流知识的同时，也能熟练掌握自身文化。如此，少数民族学生将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并且努力地去传扬，进而实现以自身文化为当地带来发展的目标。

其次，英语教学既具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也是使自身获得发展的资本。因此，现行的英语教学大纲、教学方式也应加以修改。使学生了解英语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而促进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英语的规律。与此同时，英语教育应该充分结合当地文化，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当地学生能够用英文介绍自身文化特点的目标。将英文学以致用，既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也是当地获得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