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的最新动态研究

王佩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本文选取2003-2016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连续存续并拥有海外业务的138家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表现的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国际化程度较低时与绩效负相关、国际化程度较高时与绩效正相关的 U 型关系；低技术行业随着企业国际程度的提高，绩效下降的持续阶段更久，而后才能迎来拐点获得绩效提升。

[关键词]基于长期视角；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十三五”规划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创新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同时，政府不断完善对外投资的制度建设，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并加强对外投资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促使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健康发展。据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6）》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蝉联世界第二位；2.44万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世界190个国家(地区)设立3.72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境外企业员工总数286.5万人, 其中雇用外方员工134.3 万人；中国企业实施完成并购项目765起，涉及74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总额1353.3 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发展^[1]。

然而，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整体贸易结构有所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的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同时，中国外贸既存在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有望保持复苏势头，国际市场需求总体继续增长，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威胁全球贸易增长^[2]。由于国际环境、行业特征以及企业自身经营的原因，企业跨国经营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企业的跨国经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难以确定，而在如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研究我国企业国际化路径与绩效关系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国际化提供发展思路，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跨国企业海外经营活动愈加频繁，为学术界研究跨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截至目前，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已经对跨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到的研究结果却是不尽相同，甚至是相矛盾的：从最开始发现两者线性正相关(Grant, et al.,1987) ^[3]，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将会为企业带来益处，后来通过不同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线性负相关(Collins, et al., 1990) ^[4]，并在理论解释中将企业国际化的成本纳入考虑，而后通过更丰富样本研究发现两者非线性相关，包括倒U形关系(Hitt, Hoskisson, Kim, et al.,1997) ^[5]、U形关系(Ruigrok, et al., 2003) ^[6]、水平S形关系(Riahi-Belkaoui, 1998) ^[7]以及N形关系(Ruigrok, Amann & Hardy，2007) ^[8]，并利用FDI理论、折衷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等相关理论对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理论解释。从整体上来看，国外关于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与绩效研究十分丰富，样本涉及到的国家范围较广，时间跨度较大，但国外研究样本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及其制造业，关于转型经济体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出现，且数量较少。

国内关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时间较晚，尽管一些学者已经敏锐的研究了国际化的测量指标体系（鲁桐，2000；杨忠, 张骁，2009）^{[9] [10] [11]}，利用了我国企业的样本来研究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张晓涛等, 2017）^[12]，并进行了相关的文献综述探究现阶段我国关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研究方向（陈立敏等，2014）^[11]，但国际化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情境适用方面仍留有空白：现有对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一方面关注于宏观层面上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我国特有情境下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我国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和战略（钟昌标, 刘伟，2016）^[13]，另一方面运用上市公司（少部分的非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并应用相关的国际化理论对之进行解释（汪戎, 谢彦明, 纳鹏杰，2016）^[14]。总体而言，国内关于中国情境下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目前还没有从长期角度来分析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因而本文将从长期视角切入，运用沪深上市公司2003-2016年的数据，探究我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发展路径以及边界条件，从整体上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产业上的特点，进一步深化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理论综述

国外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最开始的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与绩效表现之间存在积极的线性关系(Grant, et al., 1987) ^[3]，但进一步的研究在利用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进行对比时却发现国内企业的绩效表现会好于跨国企业的绩效表现(Michel & Shaked, 1986) ^[15]。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随后的研究开始考虑非线性假设：如果一条非线性曲线最能反映国际化绩效关系，则线性回归会提供误导性结果。有研究通过二次估计模型发现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Hitt, Hoskisson, & Kim, et al., 1997) ^[5]以及U形曲线(Ruigrok, et al., 2003) ^[6]关系。其后也有研究人员表明水平S曲线最能描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Riahi-Belkaoui, et al., 1998) ^[7]，该三阶段模型表明跨国公司在低国际化的情况下会经历绩效下滑，在适度的国际化程度下提高了绩效水平，并且最终在高国际化程度下第二次也是最终的绩效下滑，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拐点被称为“国际化门槛”。后来，研究人员在利用其他样本验证水平S模型的过程中发现了N形曲线关系(Ruigrok, et al., 2007) ^[8]。除此之外，还有有研究人员对多年来两者关系研究提出质疑，认为两者为不相关关系(Hennart, et al., 2007) ^[16]，从降低风险或是增加收益方面都不能直接解释国际化与绩效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国内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学者利用了我国企业的样本来研究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王芳和李国保（2014）以沪深上市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发现了U形关系^[17]；史芳芳、徐昭和任小勋（2016）发现了金融企业的负相关关系^[18]；陈立敏、刘静雅和张世蕾（2016）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两者关系呈现U形关系^[19]；张晓涛和陈国媚（2017）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发现了U形曲线关系^[20]。

2.2研究假设

2.2.1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正式文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在政策环境的鼓励与推动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化的浪潮，这体现在拥有国际业务的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也体现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也越来越多，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既能拥有国际化所带来的益处，也要承担国际化而产生的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以获得垄断优势，在此基础上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使得企业具有垄断优势（相比于东道国企业）、区位优势（相比于母国企业）和内部化优势（相比于出口和许可经营）。同时，资源基础观指出，跨国公司有机会通过标准化产品，合理化生产以及协调关键资源功能来跨越国界有效利用和重新配置全球资源，这有利于企业实现最佳规模经济并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分摊关键功能（如研发和品牌形象）的投资。跨国公司还可以利用市场缺陷和跨境交易获得竞争优势，并且获得由多国网络和更大生产规模产生的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议价能力，从而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效率。此外，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在国际化过程中渐进地吸收、消化和利用所习得的外国市场知识，获得了比国内企业更大的优势，知识的吸收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内部结构的改善，还能促进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的提升。

伴随着企业国际化带来的优势的还有企业进行国际化的成本。企业进入新市场而造成的新入者负担和外来者负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而组织和环境复杂性最终可能会耗尽企业的管理能力，高信息处理需求带来了困难，因为伴随全球扩张的文化问题本身就会严重恶化，同时公司文化多样性导致的沟通，协调和动机问题，都会使得企业的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增加。就组织学习理论而言，国际化使得对企业内部结构的要求变高，如果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和安排无法与之相适应，会造成企业越来越差的绩效表现，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讨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绩效关系需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特点与环境。起初我国出口制造业大部分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凭借着劳动密集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国际化程度一般较低。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技术降级”来获得优势^[21]，在国际化过程中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在国外生产民族产品以及产品低价营销战略的优势，Lall通过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研究，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22]，强调技术再生过程，虽然技术规模小，且大多使用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存在着内部创新因素，使技术更符合当地或者邻国的需求，形成相对优势。

由此推测，企业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需要经历新入者负担和外来负担，支付相应的学习成本，绩效表现在国际化程度刚开始提高的时候会相应降低，而在经历了国际化门槛之后，其绩效表现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好，因此，本文提出：

H1：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表现的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国际化程度较低时与绩效负相关、国际化程度较高时与绩效正相关的 U 型关系。

2.2.2不同性质的产业的调节作用

在国外研究中，最初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Grant, et al., 1987）^[3],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运用不同样本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也逐渐出现了以服务业企业(Kumar, 2008) ^[23]和医药企业(Contractor, 2003) ^[24]为样本的研究。而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总体处于发展阶段，具有海外经营活动的企业大部分为制造业企业，因而国内研究更关注于制造业企业，而服务业和金融业等由于可获样本较少，鲜有研究。国内以制造业为样本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因制造业而呈现的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特点，极少研究关注制造业内部的差异。以往研究中，有学者提出由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年份会对绩效表现产生影响，将行业分类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模型（陈立敏，2016）^[19]，但尚未有学者将制造业的行业细分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它在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21]，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主要处于技术被动的位置，主要为小市场的需求服务；而后续的技术地方化理论^[22]提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引进技术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和简单的复制外国技术，而是会吸收和创新所学技术，使技术更符合当地或者邻国的需求，形成相对优势。因此不同行业的制造业由于技术要求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特征也是不同的。OECD以研发强度为标准，根据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将制造业具体分为四种行业：高技术行业（>5%）、中高技术行业（3%~5%）、中低技术行业（1%~3%）和低技术行业（<1%）。付保宗和张鹏逸（2016）研究发现，我国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相近，中高技术和高技术行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显著^[25]。从整体而言，低技术行业的核心技术较为成熟，技术相对稳定，技术发展进入了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阶段，其产业规模相较于其他三个行业也更高。从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上来看，低技术行业往往带来行业革新在量上的重大变化，技术创新对于低技术制造业相对于其他三个行业更为重要^[26]。因此，低技术行业的制造业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后学习效应会相对不明显，同时，由于低技术行业的技术较成熟，怎样寻求更好的国际化表现对于我国相应的制造业企业也是一个挑战，总体而言，相较于其他三个行业，低技术行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会经历更长的国际化-绩效的反向关系，从而才会迎来拐点，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绩效表现会更好。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相比于中低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低技术行业对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U形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研究样本

本文试图从长期视角研究我国国际化企业与绩效关系，由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是我国国际化企业的主体，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有效性，本文选取2003-2016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连续存续并拥有海外业务的333家制造业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如下原则进一步进行样本筛选：剔除ST、被停牌企业；剔除海外收入、绩效等样本变量数据不完整的企业；2016年样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低于10%，将其作为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确认标准。按以上步骤进行筛选后，获取样本企业138家，它们在2003-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观测值1932个。

3.2变量测量

在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中，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不仅由于样本选取的不同，还在于模型中选取的变量不同以及变量测量的不同。本文出于实证研究数据可得性以及已有研究的变量选取方法的考虑，选取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测量指标。

3.2.1自变量

关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方法在国内外研究中均有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均分为三类指标：基于业务的深度指标，基于广度的子公司指标和代表性的复合指标（陈立敏，2014）^[12]。基于业务的深度指标主要包括FSTS、FATA、FETE和熵值法（如资产国际化程度），基于子公司的广度指标则主要包括OSTS、NOS、NOC，代表性的复合指标则包括双维度测量指标、跨国度以及国际化蛛网模型，以上指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均有运用。

由于中国上市企业仅披露了海外业务收入，难以获取上市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和海外雇员数据，结合以往研究的指标选取，本文采取企业在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FSTS)作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度量指标。

3.2.2因变量

关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会计指标方式、市场指标方式和综合指标方式（陈立敏，2014）^[12]。市场指标方式和会计指标属于客观指标，包括ROA（总资产报酬率）、ROS（销售利润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托宾q值、EPS（每股盈余）和CAR（累计异常收益率）；综合指标方式则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通过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共同运用，进行更全面准确的绩效评价。

出于复合指标在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较低的考虑，且相对而言，ROA反映了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比ROE更为全面，本文将以财务指标中的ROA来衡量企业绩效。  

3.2.3调节变量

制造业产业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按照OECD中对制造业的分类，将产业分为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并以虚拟变量来进行控制。样本里高技术产业为48家，中高技术产业为51家，中低技术产业为16家，低技术产业为23家。

3.2.4控制变量

在构建研究模型时，需要考虑到其他会对研究造成影响的变量，并对其进行控制，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龄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对企业绩效的研究首先要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可以利用更多资源，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在这一基础上会造成不同的国际化选择。基于此，本文将纳入企业规模，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利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资产负债率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举债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投资选择，但与此同时，企业也要承担举债的风险。高的资产负债率会使债权人承担高风险，低的资产负债率则会使股东承担利益减损的风险。因此，本文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纳入控制变量，用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

企业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经历，年龄越久，在市场的时间越长，能够好地应对市场的风险与机遇。本文以企业成立之年为1而到数据当年为止的年数衡量。

表1 各变量及其衡量方式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所采用的描述性变量如表5.1所示。资产收益率最大为46.56，最小为-45.78，平均值为4.0925，标准差为6.2493，这说明企业的绩效比较合理，个别企业绩效差别较大。从国际化程度指标，企业国际化平均值为0.3412，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发展较好。从控制变量指标来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差别均较小。从表5.2看，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本研究中的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可能为线性正相关关系，或后半段占据主体地位的 U 形关系，但需要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来确定。其他各主要变量间相关，由于最大的VIF为1.47，远小于10，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较为理想，说明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和多重共线性分析

4.2回归方法

4.2.1估计方法

在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利用Hausman检验选定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为随机效应，而最终P值为0.0000，拒绝原假设，模型最终选择为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长面板数据，需要加入个体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加以固定效应控制，结果显示时间控制使得模型更为显著，而个体控制则无明显影响，本文通过Wald检验结果表明13个模型的修正Wald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存在异方差，同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杜宾-吴-豪斯曼检验”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全部模型的检验p值都大于0.1，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中的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综合考虑，本文选用了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计。

4.2.2回归模型

本文的回归模型主要分为四类，主要为基础模型、线性模型、二次曲线模型和全变量模型。

基础模型中仅加入三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ROA进行回归，表4中的模型1为基础模型。线性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和调节变量行业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表4中的模型2-7为线性模型，其中模型2中将企业国际化程度DOI纳入模型中，模型3-6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调节变量，进行回归。曲线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DOI及其平方项，表5中模型8-13为曲线模型，其中模型8将企业国际化程度DOI及其平方项纳入其中，模型9-12在模型8的基础上纳入调节变量，进行回归。模型7和模型 12为两个全变量模型，将线性模型和曲线模型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分别纳入其中，用于进行稳健性检验。

4.2.3回归结果分析

表4和表5中十三个模型的FGLS回归统计量显示全部显著（1%的水平），说明上述方程的估计结果都有统计效力，并得到如下结果：

（1）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1的回归结果说明：企业规模与绩效正相关，但效果不显著；但其他两个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资本结构都与绩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绩效更差；而企业年龄的显著负相关引起了注意：企业成立越久，其绩效表现反而更差，这说明年龄轻的企业相比，成立已久却只有同样国际化程度的企业，企业的绩效表现会更不好。同时，从回归结果看，不管是系数的正负符号还是显著性，在其他模型中都与模型1一致，三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非常稳健。

（2）加入被解释变量DOI和控制变量的线性模型2-7和曲线模型8-13显示，企业绩效与企业国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且曲线模型比线性模型更好的解释了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同时，在曲线模型中，国际化程度的平方项系数均为正，说明该曲线为U形曲线，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一，即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在形态上呈现为U 型关系，初始国际化阶段企业绩效会随着国际化的提高而降低，但国际化进一步发展时，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纳入调节变量的曲线模型9-12显示，仅有低技术行业对于国际化与绩效的U形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高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该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二，即与中低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调节作用相比，低技术行业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相较于其他三个行业，低技术行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会经历更长的国际化-绩效的反向关系，从而才会迎来拐点，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绩效表现会更好。

4.2.4研究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最初会应对一定的新来者负担和支付相应的学习成本，此时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国际化带来的收益更高，这也与我国制造业企业相较于国外企业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特点有关，而后在国际化的吸收与学习过程中，企业利用自身的原有优势（如劳动密集等），以及国际化后习得的新优势（如技术、市场），这使得企业国际化的收益会逐渐超过成本，因而，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呈现U形形态。与此同时，制造业内部不同技术要求的行业对我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同。低技术行业的核心技术较为成熟，技术相对稳定，技术发展进入了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阶段。从整体上看，我国低技术行业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相近，相比起来，其他三类行业的学习效应会更加明显。因而在国际化过程中，低技术行业则会经历更久的成本高于收益的阶段。

该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的方向。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国际环境下，怎样缩短国际化过程中成本高于效益的期间，是制造业企业在决定国际化战略时应该明确的问题，怎样从管理等方面保持和提升国际化的优势，也是低技术行业的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时，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地支持企业技术改进，产业创新与升级，更好更快的产业升级将会促使我国制造企业更好的享有国际化带来的收益。

表4 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基础模型、线性模型以及行业的调节用表

基础模型			线性模型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备案信息 举报中心 举报中心 行业协会 网络110 互联网协会 举报热线 首都协会 本站持《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仅从事《信息教研周刊》杂志的网上订阅工作,非任何杂志官网,并不涉及杂志社的出版等事务,特此声明！ 工信部备案：湘ICP备2025122662号-1，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1MAEHMRR7OE，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号：新安新出发证字第2025002号 特别声明:本站资料均源于网上的共享期刊资源，请特别注意，勿做其他非法用途。 如有侵犯您的版权或其他有损您利益的行为，请联系指出，期刊咨询服务平台会立即进行改正或删除相关内容! 扫码添加微信咨询 QQ客服：1663286777 电话：137-1883-9017 收到信息将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