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常荩心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7月5日至7月6日在日本广岛大学举行。本次大会由日本广岛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主办，日本平山郁夫美术馆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30余位学者出席此次会议，共提交论文19篇，围绕“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的主题，探讨了中国童蒙文化的热点问题，及其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童蒙文化领域的影响。开幕式由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荒见泰史教授主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滢坤教授致开幕辞，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教授、平山郁夫美术馆馆长平山助成先生、童蒙文化委员会会长徐勇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田澍教授分别致辞。

中国童蒙文化在中华文明在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民族传播的过程中，充当了最基本的内容，甚至发挥了先行者的作用，为东亚文明做出很大贡献。会议主题围绕童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童蒙教育研究、家风家训研究以及中国童蒙文化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童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童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童蒙教育研究领域最基础的工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田时雄先生作了《<直音汇韵>初探》的主题演讲。《直音汇韵》是现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海内孤本，学术价值极高，高田先生首次将其公布于众，探讨《直音汇韵》音注问题和其发展源流，分析了其在对相类“杂字”中的地位。高田先生认为《直音汇韵》不属于《对相四言》的异本和《幼学杂字》的系统而自成一派，对日本以及周边的蒙、满族的杂字书的编纂都有较大的影响。《直音汇韵》的每个词条设有直音音注，便于音读的考虑而独出心裁。通过对《直音汇韵》的分析，高田先生认为其方言是下江官话（尤其是扬州、南京等洪巢片方言）或吴语。《直音汇韵》的编撰地点是长江下游扬州、南京等地的可能性较大。此外，高田先生展示出了海内外图书馆所藏《杂字全书》《相对杂字》《训蒙图汇》《幼学杂字》《新出对像蒙古杂字》《满汉同文杂字》《满汉幼学杂字》《三才杂字（西夏文）》等书，并说明杂字蒙书的相互影响及发展源流，为蒙学的文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敦煌研究院杨秀清研究员《敦煌童蒙教育文献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对敦煌童蒙教育文献的思想史意义进行了宏观探讨。敦煌童蒙教育文献的分类，学术界因标准不一，尚无定论，杨秀清认为判定敦煌蒙书的主要标准，是根据敦煌文书的文本内容、性质及其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来判定其是否为童蒙教育文献。论及敦煌童蒙教育文献反映的知识与思想，他认为主要有日常生活的礼仪与为人处事的原则、家族生活的伦理规范、个人道德修养的忍让谦恭、谨言慎行等知识以及作为认识论基础的历史知识等方面，反映了影响唐宋间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与思想。同时，杨先生提出敦煌童蒙教育文献既是当时社会大众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也是社会大众对社会生活的基本思考，反映了唐宋间教育相对普及、知识的历史趋势，而敦煌童蒙教育文献亦反映了唐宋时儒、释、道相互融合的趋势，表明唐宋间的思想变革，不惟始于思想精英，也始于普通大众。杨秀清研究员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敦煌童蒙文献，开拓了童蒙文献的研究方法，并深化了敦煌童蒙文献的研究内容。

徐勇教授以《<三字经>作者考》为题作以会议主题演讲。历史上有关《三字经》的作者，有过“王应麟说”“区适子说”“黎贞说”和“陈淳说”等不同的说法。徐教授分析了以上诸说的来源，通过对文献的耙梳，详细考证了“王应麟说”与“区适子说”出现的时间，主张《三字经》的作者是区适子，认为历史上最早记载，及明代多种史籍记载《三字经》的作者为区适子，而且具体详实。而“王应麟说”始于清初的书商王相，是为了牟利的目的，在刊行图书时，改易作者、伪托名人，从而造成了后世的混淆。

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朱凤玉教授的主题演讲则探讨了《蒙书的界定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对于蒙书的界定，朱凤玉教授认为抄写者的身分是判定是否为蒙书的主要依据之一，从写本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等考察使用者身分，并结合编撰形式、学习层次等加以综合推论，较为妥适。同时，对于《三字经》作者问题的探讨，朱教授利用2009年新发现的南宋桂氏《家训》记载，将已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中叶推进到南宋中期，并指出《三字经》早期以私人传抄流通于南方，浙江、广东民间各有传抄与增订，王本、区本各自流传。而越南保存的《三字经》，即有区本、王本并存的情况，王相《三字经训诂》的大量出版流行，致使王相有关《三字经》作者为王应麟的说法大为盛行。朱凤玉教授的论证史料充分，为《三字经》作者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从目前来看，在没有更有力史料记载之前，朱教授的说法更为稳妥可取。

苏州科技大学周扬波教授以《宋代蒙书概述》为题，在其论文《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宋代蒙书》基础之上，梳理了宋代蒙书的发展情况。据周扬波教授考察，蒙书在宋代呈现井喷之势，可以考订新增数量计北宋30种，南宋114种，直至今天尚存53种。周教授将其分为识字、科考、伦理、专门四种类型，认为科考类和伦理类蒙书，分别体现出“考下庶童”和“礼下庶童”的新趋势，伦理类蒙书中的性理蒙书，又是在“礼下庶童”和“考下庶童”双股力量推动下的“理下庶童”的结果。周扬波教授以《三字经》为样本在知识社会史视野下考察其各项内容在蒙书史上的史源，认为在科举和理学的合力下，蒙书发展到宋末已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儿童观念”。

广岛大学任占鹏博士《<敦煌百家姓>写本的整理与姓氏学习》一文对《敦煌百家姓》进行了讨论，统计出18个敦煌写本，并对每一件写本进行了叙录，判断写本的抄写、流行的年代。任博士从写本的字迹和同卷的其它内容，推测其应是基础的识字教材，适用于初学者。《敦煌百家姓》的探讨对百家姓的起源有着启示意义，体现了敦煌地区《百家姓》的实用性。任占鹏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对其蒙书性质的广泛讨论，对敦煌文献学的研究有了推进。中国国家图书馆常荩心馆员以《从<千字文>看唐宋蒙书避讳》为题，从《千字文》入手考察了唐宋时期蒙书的避讳现象。作者通过调查唐宋名家所书《千字文》与敦煌所出《千字文》及其他蒙书写本中的避讳字，认为《千字文》等蒙书在唐代的避讳较为宽松，名家所书《千字文》有正字和范本的作用，避讳多采取缺笔的方式。敦煌《千字文》中虽有改字避讳的现象，但多作为俗字使用，表明学郎在抄写《千字文》时并没有明确的避讳意识。而宋代的《千字文》避讳字数较多，且多为改字避讳，反映出宋讳的严格程度对蒙书的影响。

此外，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裴长春《汉藏语汇表P.t.1257再探》一文，对汉藏语汇表写本诸纸之间的关联及本来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考订。裴长春认为这件语汇表使用者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填写此份词汇表的目的是供自己学习藏语之用。裴长春的考证推进了汉藏语汇表的进一步研究，对敦煌地区双语教学提供了参考。

二、童蒙教育研究

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对童蒙教育研究的专门研究。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就《汉代的女童教育》作了会议的主题演讲。王子今教授穷尽史料，厘清了汉代女童的教育情况，将汉代女童教育分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和生产与生活技能教育三个部分，梳理了班昭、蔡琰、邓绥等汉代女童教育著名的成功典型，并从东汉经学史的丰富内容中，耙梳女童热心研习的篇章，认为《女诫》作为儒学道德信条在女童教育中受到重视。王子今教授认为古代地位显贵的家族以及知识阶层的家族重视女子教育，而平民阶层女子好学博闻的故事也见诸历史记载并通过“孔融女”与邓绥历史知识与历史感觉的史料，确定古代的受教育者有条件得到历史教习，提出女童教育影响了妇女生活的品质，也因知识女性对子女的教育，实现了文化的世代传递，从而显着改变了社会精神生活。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作了《从历史人物谈童蒙教育》的主题演讲。韩教授从历史人物分析中国传统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新颖的视角。韩昇教授认为从一些成功者的身后故事，可以发现，启蒙教育如果仅仅是传递内容的学习是失败的，必须把知识转化为运用的能力，让儿童学习到穿透知识的能力。韩教授通过刘邦、曾国藩的事例论证知识要转化为言传身教，要实用化，又联系到日本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的教育经历，论证儒学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如何在生活中实用化的教育方式，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一代人。韩昇教授指出，教育不能只教知识，而要教领悟知识的能力，能够把知识组成为自己知识结构的能力，这样才能与时俱进，让传统知识文化适应时代，产生新的魅力。该主题演讲叙事简洁，视角宏大，对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闽江学院历史系毛晓阳教授《清代循吏的童蒙教育实践——以李彦章为例》一文勾勒了李彦章关心民瘼、推广教育的一生，对其在广西思恩知府任上捐助经费、建造义学、选取蒙师、编写童蒙教材，推动童蒙教育的过程进行了叙述。他认为，李彦章对于培养广西思恩府的考据学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指出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科举制度背景下的中国教育所培养的并非都是只知背诵经书程文、以八股搏取功名的陈腐闭塞之士，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以经世济用为目的，一批崇尚实学、实用的知识分子正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努力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推动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小锋教授《童歌童谣与两汉社会探析》考察了童谣的基本属性，分析了两汉时期童谣的特点，探讨了两汉童歌童谣流行的社会原因。他认为两汉时期的童歌童谣是童蒙教育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对丰富童蒙生活、传播价值理念、关照社会现实、推动社会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童歌童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家风家训研究

古代的家风家训研究是童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社会较为关注的教育话题。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教授针对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作了《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管窥》主题演讲，从隋唐帝国的兴起、士族兴衰和科举兴盛等视角考察了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通过梳理唐代家训文献，他认为唐代家训的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以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兼顾忠孝、谦让与勤俭；唐代家族的兴衰与其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有密切相关，名门士族把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作为维护门第不衰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维护社会秩序，起到积极因素。

东北师范大学王凌皓教授《唐代家训诗的教育价值取向研究》就唐代家训诗的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作以研究。王凌皓教授梳理孟浩然、李白、李商隐、韦庄、邵谒、杜甫、杜荀鹤、杜牧等名家的家训诗作，从国家本位、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三方面分析唐代家训诗的教育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国家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偏好倾向于保家卫国、报效国家；家族本位的唐代家训诗的主题则以劝诫弟弟、子侄、外甥和女儿等晚辈要齐心治家，力求取仕以光耀门楣，传承家学，发扬家族文化，注重家庭亲情关系等教育价值偏好；而唐代家训诗中不乏以实现个人夙求为本位的诗作，这类诗作主要表达的教育主题便是“立志”与“达德”，“立志”博取功名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抱负，“达德”则是指教诫子弟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对待名利观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以求更好的处世之道。王教授对家训诗的研究为当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参考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施克灿教授《训导与惩戒：<郑氏规范>中的治家之道》一文对《郑氏规范》中“孝义为本，守礼行善”的劝导说教以及“各司其职，毋作非为”的制度惩戒作以分析，认为《郑氏规范》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即是劝导与惩戒结合可以更好的管理家族并使之不断兴旺。对于《郑氏规范》的地位与影响方面，施克灿教授认为《郑氏规范》是民间教化的重要材料，对明清家训的繁荣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虽然它也存在不少专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倡导的孝义治家、积德行善、睦族扶困、勤俭持家、廉洁奉公等伦理观念及其社会实践，对于当今树立文明家风、维护社会稳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澍教授的《贫困地区耕读传家的典范——以通渭<牛氏家言>为个案》一文，考察了贫困地区耕读传家的风范。《牛氏家言》系晚清甘肃通渭人牛作麟所撰的中国贫困地区良好家风和教育后辈的一部典型家训。田澍教授介绍了牛作麟的生平事迹，尤其论述了其在困顿中坚守耕读传家的可贵精神和严肃家风的不懈努力的品质。田澍教授重点分析了《牛氏家言》中的核心思想，指出了其道心、养气、齐家的理念。对于《牛氏家言》的独特价值，田教授认为其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耕读文化，倡导知行与忠孝合一，为人们深度认识处于贫困地区的普通家庭志存高远、心忧天下、自我约束、严格责子、纯洁家风的不懈努力以及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对研究中国家训和家风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度挖掘。

值得一提的是，金滢坤教授与施克灿教授此次参会论文的主要内容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专栏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四、中国童蒙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中国传统蒙书不但在中国社会发挥的影响力，而且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也广为流传，影响了东亚地区的童蒙教育与童蒙文化。这一议题是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议题。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郑阿财先生所作《<蒙求>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及其在日本接受的特殊意涵》主题演讲，以唐宋以来在日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唐代李翰《蒙求》作为对象，透过《蒙求》在日本的传本、翻印、批注、仿作等问题的考察，将其作为中国传统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与接受的窗口，并阐释日本对《蒙求》接受的特殊意涵。郑阿财先生认为唐宋以来的蒙书中国史志所不录者颇多，文人雅士所忽视，却在日本普遍流行，甚至被视为学习汉文的宝典，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这种文化传播的现象值得重视与深究。他指出《蒙求》原本及唐古注在中土早已失传，而当它在输入国流行之后，受到输入国各界的接受，初期便会产生传抄、翻刻，以广流传；进而为求讲解乃有批注、图绘的出现；熟习后则会因各国各族生活环境与文化差异、社会需求，开始出现针对中国传统蒙书进行补编与改编以及根据本身的需求进行编撰的仿作。这是中国传统蒙书国际流传影响与发展的升华，也是蒙书新生命力的展现，《蒙求》在日本的接受即是最佳的印证。

朱凤玉教授《蒙书的界定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不仅探讨了《三字经》的作者问题，还重点梳理了传入日本的《三字经》刊本与日本翻刻的《三字经》版本，分析了《三字经》在日本的仿作本，认为其体现了中国传统蒙书国际流传影响与发展，并指出《三字经》在日本的流传和发展更可以解释为中国传统蒙书在异域的再生，是蒙书生命力的延伸，也是文化交流影响的一种升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刘怡青《越南阮朝<千字文>类蒙书》一文，从汉字文化圈为切入点，将越南《千字文》类蒙书分作，以“千字”成文附以喃文相互对照的类蒙书，以及以识字为主并以四字一句的韵语形式的类蒙书两类。刘怡青梳理越南阮朝《千字文》类蒙书概况，并分析了《千字文》对于越南《千字文》类蒙书影响。她认为越南类《千字文》在用字词的编排上和文章架构上皆可见中国《千字文》的影响，但其在文字组成方面具有越南特色，特别在法国殖民越南时期，蒙书在内容的编写上愈加强调越南主体性。

另外，会议其他相关议题还有广岛大学综合科教授荒见泰史所作《小野田亮正略传》，对小野田亮正的生平事迹作以了探讨。

本次大会，中日两国的学者共聚一堂，探讨中国、日本和越南的童蒙文化，具有非凡的意义，既是对中日两国童蒙文化交流的回顾，也是总结和研究两国在童蒙文化领域经验和教训，促进两国在儿童青少年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次大会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走出国门，与东亚国家的高校首次合办童蒙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日本《关西华文时报》的详细报道。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蒙书对东亚具有广泛的影响，建议将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持续举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