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宋明理学及湖湘文化；

汤浩，男，汉族，1974年生，籍贯湖南洪江，2001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目前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八方小区A区22栋603房，邮编410013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经世化发展的影响

汤  浩  朱汉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  要]：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湘军集团必然通过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对晚清理学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一是理学学术走向，二是理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三是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四是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捍卫。湘军集团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更宏观的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了晚清理学的经世化发展轨迹。

[关键词]：湘军集团；咸同理学；经世化发展；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8）10-0000-00

Research on Reaction to Neo-Confucianism of XianTong Period in Late Qing Dynasty by Xiangjun Military Group

TANG Hao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01182,China）

Abstract：As a result of the arising of Huxiang Neo-Confucianism，Xiangjun group reacted the Neo-Confucianism deeply.The afection focused on 4 issues：First，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second，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social practice；Third，developed and corrected the scholar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Forth，protected and promoted the status of Neo-Confucianism as ideology powerfully. Xiangjun military group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Neo-Confucianism in more widely society dimension，with macroscopic and practical view of culture.

Key Words：Xiangjun military group；Neo-Confucianism of  XianTong period in late Qing dynasty；practical development；reaction and infection

[收稿日期]2018-10-  

[作者简介]汤 浩（1974-），男，湖南洪江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宋明理学及湖湘文化；

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湘军集团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着理学思想的浸淫和影响，同时也必然通过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对晚清理学发生作用。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上。

一、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晚清理学衍生出两条发展路数。一是以倭仁为代表，更倾向“内圣”工夫的主敬派，一是以曾国藩为代表，更关注“外王”事功的经世派。而湘军理学经世集团恢复和发展了理学“求理之学”的真意，开创了以经世为鹄的学术融合发展格局。

1.以朴茂务实的“诚敬论”超越了内敛灵明的“存养论”。倭仁一生注重道德心性修养，踏实做好圣贤工夫，思想上更接近正统的书斋型程朱理学。其理学思想以传统“心性论”为核心，对于宋儒所立“心、性、情”三个哲学范畴，重视“性”与“心”，而对“情”关注不高，在修身工夫论方面偏重直觉主义的修养方式，理学思想有刻板失情的一面。

曾国藩等在理学的体察践行上存在一种化繁就简、力求简约可持的倾向。其训“诚”之一义曰“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1]（P35）桐城方宗诚云：“曾节相言‘吾不甚讲理学，但守定莫晏起，不说谎二句。’”又云：“胡宫保与予书，极称曾涤生先生近日恶高言深论好庸德庸言二语，为阅历有得之言。”[2]可见曾国藩论学修身中庸务实，往往从可行之处入手。后人评价曾国藩“不过俭、勤二字。以此教孝，以此教忠，以此立功，以此立德，以此光先，以此裕后，处不必有所矜奇立异而已。”[3]

湘军人物奔驰于战阵之间，挣扎于政争旋涡之中，更无法实践主敬派繁琐细微的修身之法，而是将儒学诚敬之学运用到社会政治层面，更强调遇事能办、临财而廉，临难不苟，以君子之道风动天下。

2.以“格事之理”取代“格性之理”。湘系经世派将“格事之理”作为理学新的践行方向。曾国藩对格物之“物”的解释，表露出强烈的经世色彩：“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1]（P35）按照传统理学观念，格物有着一定的先后次序，即先格心之理，次格物、格事之理。其理论虽圆融无碍，施行却万难睹功呈效。曾国藩则认为：“所格之物无次第，非谓格得诚正再讲修齐，格得修齐再讲治平。”[4]（P81）呈现出一种跳跃式前进的方式，不承认格心之理为格事之理的先决条件，认为格心与格物是并发无碍，互动融通的。这一观念，为湘系经世活动打开了事功之门，也成为其在理学思想上的创见之一。

同时，曾国藩高度重视“见识”和“晓事”能力，“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5]郭崑焘更指出：“天下之能偾事者，不必尽是小人。”[6]将“晓事”置于道德评价之上，作为立身办事的基本前提，君子覆邦家，其祸与小人同，实为沉痛深刻之言。

3.以“汇通众流”突破“固守家法”。晚清理学以唐鉴为首，门户之见较深。湘系理学经世派中，罗泽南批判王学等异端锋芒毕露，持守门户较倭仁反而过之。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另一派，以经世为鹄的，强调以理学为宗汇通众流，张大了晚清理学的规模。湘系经世人物确立了“以理治事”的原则，在修齐治平的逻辑链条上，以德引导人心，以理发明事机，以识扩充规模，从而将经济之学合理地纳入理学范畴，也将“外王”理想落到了实处。

清代学术融合倾向虽非始于曾国藩，但最终推动这一格局转变，形成的融通主流的，则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将汉学实事求是精神纳入理学“即物穷理”格局，“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7]湘军人物中，刘蓉、左宗棠、李元度等皆主张汉宋调和。

曾国藩受唐鉴影响重视史学，更旁采百家，统之以理，去弊补偏，强化理学的经世功能。欧阳兆熊评价其“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8]在曾氏眼中，各类学术门派，只要有利于圣人之道，“诸子皆可师也”。[9](P4884)时人称之“综中西为一家言，横览九流无此学”，[10]道出了曾国藩在学术汇通方面的不朽功绩。

4.以“履任艰巨”涵盖了“省察克治”。倭仁、曾国藩均主张以学术风气改革人心风俗，但在践履方面，倭仁多纠纠于省察克己，政治上走的是以道德说教启沃圣心的传统路数，而未能“担当艰巨”，“开物成务”。

曾国藩等认识到履任艰巨之难，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11]（P844）郭崑焘也认为“清、慎、勤，自古相传官箴也。然非主之以明，则……或以清之故而流为刻薄，以慎之故而归于畏缩，以勤之故而多所纰缪不明之弊，势将与不清、不慎、不勤者殊途而同归。”[12]在具体办事方法上，曾国藩提出成事“四要”，“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11]（P844）即办事之法，必须有类分的演绎思维，综合的归纳思维，详尽的系统思维，并以一定的原则和底线持之以恒，取精用宏。

中国社会，常有大小传统之别。“大传统”者，如儒学儒道，“小传统”者，为以私利为导向的社会第二运作规则，无形无名，却代表着一种最强大的社会控制、掣肘力量。湘军集团“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13]（P169）即受制于这种“小传统”。曾国藩在历经宦海磨砺后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14]对于圣人不言之事，曾国藩以格致之法，参以自身体验，勉励以求。

二.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与完善

1.高度强调儒学的用世倾向。湘军人物普遍具有强烈的经世意愿，将“经济之学”提升为孔门四科之一，确立了“经济”“义理”并重的学术格局，强调“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廓其志。”[15]“除却格致治平，别无学业。”[16]（P6）

湘系经世派以理学用世，一是调整了学术重点和评价标准。他们将学术视野由理学概念范畴转换为对军政世务谋略、民生民瘼的关切，强调理学家当勉力追求真经济，并以此作为衡量学术真伪优劣的标准。如罗泽南认为，“乱极时站的定，才是有用之学。”[17]曾国藩指出，士子如不能明理晓事，成器以适世用，“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虽能文能诗，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1]（P35）左宗棠也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18]既有对儒学末流在时势转换之时空言心性、束手无策的深刻反省，也有对儒学经世价值的重新发掘与弘扬。二是发掘了理学方法的经世价值。湘军集团之所以能身膺重任，建功立业，不仅得益于理学思想赋予他们的德性启迪，更受惠于理学方法给予他们的磨砺与修为。刘蓉指出，“程朱之说，本末兼赅，精粗备举”。[4]（P81）理学正因为具备了中材之士循以安身的潜质，才能与湖湘经世派产生极大的共鸣。湖湘理学经世派融合汉学之深博、史学之扩识、诸子之权变，统之以理学之精微，在实践中赋予了理学更强的应世能力。三是探索了德行与政事的新型关系。传统文化中，学者多从事学理研究和德性修养，往往对现实权力驾驭不足，即使偶有军政建树，也多属个人行为，罕见集团式成功的先例。而湘军经世派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儒学与政事的传统关系。在晚清理学经世派人物观念中，要解决儒家道统赓续和各种空前危机，仅依靠道德教化是远远不足的，必须躬身入局，注重世务，历练解决问题的实际才能，实现“以德行而兼政事”的目标。

2.以“礼学”为津梁，沟通“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经世派发挥礼学具有价值性、工具性双重作用的特点，将礼学改造为体用兼备、沟通“内圣”与“外王”之道的重要范畴，力图建立体用兼备的新型应世之学。

在曾国藩看来，礼学之博观即是格物之法，可以补宋儒之缺，通汉宋之结，达到汇通学术的目的。郭嵩焘则赞“礼者，证实之书，……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19]（P145）湘系经世派主要不在于考据礼学制度名物，而在于发掘其中的制度精神和实务知识。

湘军集团以“礼”经世，更多地是以“礼”的精神创制改造，从礼学思想生发出变革观念。郭嵩焘解释《礼记·礼器》篇 “礼时为大”说：“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19]（P145）刘蓉认为“故善法先王之礼，惟其德之宵而不必其迹之同也。”学礼经世，在于“得礼经之精意，化裁变通，以成一代之制”。[20]（P340）曾国藩也提出“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9]（P 4911）

湘系经世派对礼学发挥，一导源于汉学，一导源于宋学，二者共同奠定了其经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完成了从“内圣”之学到“外王”之学的方法论构建，使得充满形而上哲学辩证意味的理学，获得了工具性的价值。

3.作为学术汇通的结果，提出了通儒经济概念。湘系理学经世派发扬理学“理一分殊”的思想，建立自己“体用兼备”的通儒经济。通儒经济在于穷理通达，务本与致用两不偏废；在于体用上的完备性、知识上的完整性、功用上的权变性。

刘蓉概括了以“博文”“格物”为基础的“通儒”理想：“夫博文者，择善之道也。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学者苟欲从事圣贤之教，固不能舍是二者而求他途之归矣。”[20]（P21-22）罗泽南也认为“精深”与“博大”为儒者体道的必修课，“不博则识见太隘，无以窥大道之全体；不精则泛滥无归，无以探大道之底蕴。”[21]左宗棠说“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22]

在知权达变方面，湘系经世派认为“道无古今，用有古今”[23]（P197）所谓通儒就是要行道而致用，不拘于行，不泥于古。湘系经世派知晓民间疾苦，有较强的经世思维，故其一旦得位行权，施政行策，多能切中时弊。

受西学东渐影响，湘军人物将通儒之学向西学西政延伸，这是过去儒学从未涉及的。彭玉麟将西学也纳入“通儒”范畴：“今之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夫所贵于儒者，贵其博古耳，通今耳。……谁谓西学可废哉？”[24]郭嵩焘更将对西方的文化体察，延伸到西学、西政层面。

三.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湘军人物多述而不作，然而在私人诗文、函扎、家书中对理学学理仍有独特发挥和见解。特别是罗泽南、刘蓉就理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化阐释，在晚清理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本体论方面，突出了主体性、辩证性。程朱理学以“理”为惟一本体，湘系经世派基本上继承这一说法，以理统摄万物，反对以气为理。罗泽南将“气”分为气运、风气、气数、气禀，而均终统诸理，以理气对比彰显理的主体性。[25]认为两者存在依存关系，而必以理为统摄，“理生乎气，理即存乎气之中也。气载乎理，气实统乎理之内也。”[26]同时，湘系经世派又吸收了关学张载及王夫之等理学其他流派的思想，同样重视“气”的作用和对“气”在运动中的考察。“夫屈伸者，气也，其所以屈伸者，理也。”[27]

湘系经世派对理学中丰富的辩证思想进行了吸收和发挥，使之更适应于经世的需要。罗泽南指出：“凡天下之物自无而渐之于有，复自有渐归于无”，并从“有”与“无”两个相互矛盾、相互转换的方面，引出了治国平天下的进退刚柔之道。[28]曾国藩论曰：“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29]因此，在考察事物之时，必须执两用中，不可偏执一方。

心性论方面，由尽性求心之法导入“即物穷理”。湖湘经世理学并未将论述重点放在阐释心性概念及其关系上，而是在如何致性、尽性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重新发掘了宋明理学湮灭不明的“艺”层面的价值，由心性论导入“格致论”。

在如何“尽性”达道上，曾国藩提出“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30]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不开差异性，“即物穷理”是沟通两性的必由之路。罗泽南说：“惟能敬以直内，则静时存养，动之所本者已立；动时省察，静之所有者不虚。圣学之功，未有不由于此者。”[31]所指之物不仅包含静态的物质，更涵盖了运动中的事理，强调动与静的结合，立志、存理与格致的结合。

湘系经世派的“心论”，亦同样指向“即物穷理”之道。湘军人物提出“治心”之说。郭嵩焘言“君子之学，首重治心也。”[32]“见之于《诗》《书》《礼》《乐》为后世学者之助者，皆治心之要也。”[33]（P153）治心之法，在于“以性闲情，以理制欲，”全体达用，摈弃“一切声色货利之缘，放僻邪侈之端，”“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也。”[33]（P154）刘蓉进一步论述“治心”的目标，不仅在于防范逐于物欲、游于玄冥、沦于纷扰，更在于防止士君子流于昏聩、堕于虚寂、溺于词章。[33]（P153）这种说法较传统理学家更具有现实指向性。为达这一目标，就必须“主敬以持之，穷理以精之，养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立其本；约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博其趣。”[33]（P154）将求心之道与儒家穷理之法、求仁之方联系起来。

主敬工夫方面，主张理性主义的修养方式。曾国藩论述“主静”之说明显不同于倭仁，他说“苟其遗弃伦物而于静中别求端倪者，或不免误入歧途。”反对无视“伦物”而惟于“静”中求索。他认为朱子注《中庸》首章之语“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数语，“谓之主静可也，谓之居敬可也。”[34]曾国藩进一步地论述儒家之静，“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35]刘蓉也将“主敬”与致知之学并重，“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相资，其道始备。”[20]（P28）

湘军主要人物以“心无愧怍，行为端方，而力能作为”为修身养德之境界。其“主静”与“主敬”一体的修养工夫论，更切合经世实际，是对剑走偏锋的理学工夫论的一种纠偏。

知识论方面，强调求知于时的理学实证精神。晚清湘系理学经世派汲取胡宏、胡安国、张栻、王夫之等湖湘理学派“力行”的观点，并有所发挥，形成了近代经世理学体力用行，求知于时的实证主义风格。

在湘军人物的经世观念中，躬身入局，身体力行，在独立考量中形成思想认知和政治策略，自属经世理学的题中之义。如非从实践中“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36]湘军人物之所以重视礼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礼”具有实证性。“礼者，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以从出也”。[19](P145)曾国藩言：“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事之情状而不穷于用。”[37]

湘军人物对理学各流派及理学之外的学说，均能独立思考，以理为断。曾国藩也说程朱“指示之语或失之隘”。[38]他高度推崇船山之学，亦称“船山之说，信为宏深精至，而嫌褊刻，使处国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13]（174）

四.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1.通过辩学捍卫理学主导地位。王錱提出“功名粗跡不足论，学术之辩不敢不精。”[16]{P12}表达了对“道体”认同的高度自觉和敬畏。罗泽南重点依据程朱的“性”“理”批判王阳明“心即理”学说，以“格物致知”否定“致良知”之说。与罗氏从学理上批判不同，刘蓉主要是从事功体验出发以证其谬，他评价王学缺乏根基，“即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39]刘蓉从学术的功用性角度崇宋贬汉，认为义理之学高明广大，“其高可至于圣贤，最下亦不失为善人君子”，汉学家专事考据而“不惟正鹄之求，则且弯弓终日而莫知的之所向，况望其有一中之得哉？”[40]湘军人物中对汉学态度最为激烈的是左宗棠，认为正是汉学以疑经考据为名，凭私意搏击先儒，蔑视权威，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动乱。对于这种过于偏狭的观点，曾国藩曾进行了批驳和纠正。

湘系理学经世派认为道学失传，学统失绪，在于“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词章，陆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41]罗泽南罗列了种种异端，或尚词章务记诵，学风夸诈机变，或急功利，无远大规模，或崇尚虚无，厌弃礼法，弃置人伦，或言顿悟、言心宗，不事下学，凡此种种，一概斥之为“俗学”。“学术既坏，世运随之。生民之祸，遂有不可胜诘者矣。”[23]（P205）在诸子学批判方面，刘蓉认为其弊在于“不根无识，似是而非之论，譁然争鸣，纷纷与六籍相乱。”[20]（P62）

湘军人物辩学之功的动机，主要还不是争论学术的真理性，而是以决绝的态度辅翼名教，树立经世活动的大本大源。辩学活动与曾国藩等汇通观没有根本性冲突，而是一个事物的两端。

2.确立了事功理学的标准与尺度。作为理学信徒，罗泽南说：“名士不本于性天，终为六朝之放诞；经济不原于道德，即是五伯之杂图。”[42]“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43]罗门一系，正是秉持其开辟的“明体”而“达用”、“本深”而后 “末茂”的思想传统，不弃“体”而言“用”，故能投身艰难，百折不回，殒身不惧。   

在湘军人物看来，一切事功，都是理学义理的绪余。刘蓉主张经世必读书扩识，体精用宏：“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20](P15)强调义理与事功同时着力，而必以道德学问为基石。“功业者，学问之所见端；学问者，功业之所从出。不本之学问，不谓之功业；不发为功业，亦不谓之学问。”[44]将价值判断与功利判断相结合，并以价值判断为终极目标。正因如此，湘军人物多能从大局和终极目标出发，不追求一时一事之功，同时不凭血气之勇，而求义理之安，其所立事功多故能行稳致远，少有流弊。

同时，湘军人物又注重将义理之说引入格物之实，以补义理空疏之蔽。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45]表现出不离物言道，不废器为理，将义理之精与格物之实紧密联系，“致广大而尽精微”思想。

3.以学术效验为理学正名。清中叶“弃宋返汉”成为风气，往往置理学于无用之地。“谈义理者笑为道学，守防检者目为迂腐，”[46]“今人一言圣学，动辄惊疑”。 [47]甚至咸丰帝也质问“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48]

湘军集团在学理上的“卫道正名”，首先是从重新发掘理学社会价值开始的。罗泽南说“世俗之见，动谓儒术迂疏，不能切实事以立论。予谓善用时势者，莫如真儒之经济也。”[49]刘蓉分析，理学衰败的原因在于后学之鄙陋。“不深求其旨，徒以供口耳之资，显贵之具。一旦膺社稷苍生之重，何以为治？”[33]（P160）“闭门独坐，泥塑木雕。一涉仕途。便无措手，……此智略之士，睨视窃笑，以道学为废物也。”[50]他从理学本义出发，肯定理学有洞达世务、体用兼备的价值。“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之道莫不毕具”。[33]（P160）穷理之学，“是则正所以破拘挛之见，尽变通之妙也。”[20]（P24）从学理上论证了宋儒穷理之学与经世事功并不相悖，反而大有益处。

作为理学价值的坚守者，湘军人物高度重视以诚正风动士林，端正学风，以为社会改造之根本。湘军人物对理学沉潜有年，着意于复兴理学，改良世俗人心，重建儒学人文信仰。湘军人物推崇的理学，向内修身治心，追求圆满澄澈，不入流俗；向外追求外王达道，不涉迂谨。湘军人物自觉地将理学作为安顿身心，克服欲念物欲而入德化之境的重要手段。“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的理学信仰，让湘军人物获得了脱离鄙俗，升华精神的动力。在湘军人物的倡导践行下，咸同士风有一定程度改观，尤其在湘军集团中，笃实诚正的风气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

湘军人物博文熙洽，精研覃思，勤学苦修，多属刻励践履之士，不纯以教化之儒自居。他们惩明末士子之失，受政治文化危机的强烈刺激，躬身入局，发愤而为，将儒学经世推向了新的高度。湘军以义理之学发为事功，以一己之力撑持半壁江山，武功外悠至极边绝域，同时对旧有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规模宏远，功效昭彰，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也造成了咸同理学“萃然中兴”的格局。

总之，从湘军人物一方面通过汇通学术，创造性地发掘提炼理学经世思想，对固有理学范畴进行了调整和改良；一方面积极适应剧烈变化的政治文化环境，通过躬行实践，表现出对理学原则前所未有的坚守。湘军经世人物，至少在儒学即将终结的前夜，用学术思想和践行，为理学思想体系作了一个相对圆满的补白。

[参考文献]

[1]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 [M].长沙：岳麓书社，2011；35.

[2]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03.

[3]读“曾文正公家书”书后;申报:第4021号,1884年6月24日[N]∥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1-252.

[4]刘蓉.答曾涤生检讨书；养晦堂文集：卷4[M]∥刘蓉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81.

[5]曾胡治兵白话句解[M].山东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9)改订；115-117.

[6]柳诒徵.郭崑焘复曾国藩（六）；陶风楼藏名贤手札[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23.

[7]曾国藩.致刘孟容；曾文正公书札：卷1[M].传忠书局，1876；5.

[8]欧阳兆熊、金安青.水窗春呓[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41.

[9]曾国藩.求阕斎日记类抄 [M].足本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884，4911.

[10]金武祥撰.粟香四笔:卷1[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15.

[11]姚永朴.旧闻随笔：卷3[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8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44.

[12]郭崑焘.谕居官十五则示儿子庆藩；云卧山庄家训[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0.

[1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69，174.

[14]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9.

[15]左宗棠.告授徒衷心及快意之事[M].左文襄公家书.5.

[16]王錱.王壮武公遗集[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12.

[17]李元度.罗忠节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43.

[18]左宗棠.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7；469.

[19]郭嵩焘.礼记质疑.卷10[M]∥汪荣祖.郭嵩焘与道光咸同时代[M].长沙：岳麓书社，2000；145.

[20]陆宝千.刘蓉年谱[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0）,1979；340，21-22,28，15,24.

[21]罗泽南.与高旭堂书；罗山遗集：卷6[M]∥符静校点.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88.

[22]左宗棠.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第1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9；10.

[23]罗泽南.人极衍义[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197，205.

[24]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卷14[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23.

[25]罗泽南.姚江学辨：卷1[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214-215.

[26]罗泽南.罗忠节公遗集：卷3[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1.

[27]刘蓉.复罗中岳论养气说书；养晦堂文集：卷3[M]∥刘蓉集：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68.

[28]罗泽南.西铭讲义[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172.

[29]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162.

[30]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6.

[31]罗泽南.罗忠节公遗集：卷3[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4.

[32]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14.

[33]刘蓉.养晦堂文诗集[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53-154，160.

[34]曾国藩.复陈艾；曾国藩全集：书信（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5；7051.

[35]常万里点评曾国藩兵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331.

[36]曾国藩.周易;读书录;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5；3.

[37]曾国藩.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 .长沙：岳麓书社，1995；6.

[38]曾国藩.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M].4.

[39]刘蓉.复曾涤生侍讲书；养晦堂文集：诗文集卷4[M]∥刘蓉集：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88.

[40]刘蓉.与曾子植书.养晦堂文集：卷4[M]∥刘蓉集：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96.

[41]罗泽南.健庵说；罗山遗集：卷5[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85.

[42]罗泽南.与谭研农书；罗山遗集：卷6[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92.

[43]罗泽南.覆某友书；罗泽南遗集；卷6[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99.

[44]朱洪章.从戎纪实[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11.

[45]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曾国藩全集：第20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308.

[46]贺熙龄.训士文;寒香馆文钞:卷1[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47]罗泽南.罗忠节公遗集：卷3[M]∥朱汉民、丁平一.湘军：第3册.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4.

[48]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21.

[49]罗泽南.公孙上；读孟子札记：卷1[M]∥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83.

[50]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含《经学通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