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乐艺术观延展的诗性生活智慧

刘剑（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本文以中华礼乐艺术观的内在张力为角度，分别从人与世界的应然情怀关系、超然认知关系和人的修齐治平品位等几个方面，探讨中华礼乐艺术观延展的诗性生活智慧，以此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大现实关切。关键词：中华礼乐；艺术观；新时代；诗性生活智慧

人生即有着埋没涅灭的噩运，也潜藏着机遇发展的好兆。面对同样的事物，有人释放正能量而走进光明，有人释放负能量而钻进牛角尖。如何能够在机缘有限中运用选择的智慧，在心性无限中体验美好的境界，比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选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事物相互生发哲思，"一切诸法，唯心所生"的超越性神明"原于一"的体验智慧，其中都蕴含了诗性的生活选择智慧和礼乐艺术观演绎的心性生活魅力。         一、礼乐日常生活的应然情怀

礼乐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的政治伦理秩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们日常生活文明伦理秩序。政治伦理秩序强调国家君主意志、君巨关系意识、民贵君轻情怀、天人和谐道德等；日常生活文明伦理秩序，是政治伦理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渗透。在这一政治和生活的视域下，传统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礼仪之美规范起来，用价值观念使思想统一起来，在衣食住行中强调反映礼乐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主导的日常生活秩序，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良好国家治理和有序美好社会生活，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应该""要求"的道德应然价值背景之下和心性体验的智慧美感之中。正如《礼记·冠义》所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又如"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礼记·祭文》)。

孔子修撰、治学、教习礼乐之道，从日常伦理生活进行哲思和实践，成为光辉万丈的圣人，如果我们还原他的真实与丰富，那就是孔子以礼乐之学成就的生活审美智慧和道德教育抱负。概括孔子一生的礼乐日常生活伦理思考和实践，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礼乐教化，始于人文饮食情怀。《礼记》明确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孔子用餐要行祭礼，以表示感恩天地养育的崇高善美情愫。孔子还提出九个精典的"不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不多食"；"食不语"。这些富有人文情怀的日常饮食生活，是孔子分别从感恩天地养育、健康卫生标准、美食烹饪艺术、伦理衣貌习惯等不同角度提出的文明教化思想。这些看似简单平常的一餐一饭，孔子都倾注应然的伦理思维来规范，倾情于美德、美行、美饪的生活品位来升华。

第二，衣冠端正，神色齐而辞令顺。《礼记》曰："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是说衣冠体态端正，神色表情恰当，言语辞令合宜，礼义就齐备了。衣冠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要高雅庄重审美，符合社会礼俗，要讲究环境吻合，而且还具有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的政治价值与信息，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必须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所以，"冠者，礼之始也"。"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文质彬彬"之君。

第三，有教无类，育人襟怀宽广高远。孔子周游列国，随时收徒，"有教无类"，传授"六艺"功课，以成就年轻人参予社会政治，并且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生理想。打开巜论语》，我们不仅感受到孔子的礼乐政治理想，尤其洞见孔子对于教育的热情和他高超的教育艺术、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情感，窥见孔子得天下"弟子三千"而育之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愉悦感，其积极入世的襟怀令人敬佩。

第四，乐山乐水，倾情丝竹弦歌般的自然生活。儒家文化认为，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要学会认识自然，顺乎自然规律，让自身与外物、内心与环境相和谐。孔子经常带领众弟子倘徉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培养美感，增长知识，抒情言志，并用音乐帮助学生加深对"六艺"经典文句的理解。孔子一生坎坷，但他喜爱空灵自然的丝竹弦歌之乐，乐山乐水，仁爱一切有生命之物，所以，他的生活因诗、礼、乐而充满情趣，因仁爱生命无比精彩，因善于哲思而使日常生活充满情怀。在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上，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只有认真地经历过"生"，才能真正理解"死"，"向死而生"本就是生命的自然过程，死体现了生的有限性，生更体现了生命价值的无限性。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宝贵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这既是自然规律的必然，也是生命价值的绚烂绽放，是生命意义的无限丰盈，是当下现实世界的使命责任担当。生命有限，而仁心性善无限。《老子》有"鱼不可脱于渊"，因为"渊"为自然状态，得之；反之，脱于渊，然后人得制之。"《老子》中还有"其无死地"一句，是说因其无"生生之厚"即俭而不奢，而能避死。皆言"善摄生者"顺乎自然而己也。二、礼乐艺术境界的超然认知

人生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世界相结合的关系和方式，是人认知世界的品位和境界。"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记》)，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这种天地礼乐关系叫作"天人合一"，即社会的礼乐与天地的大道是合一相通的，万物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融通。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着：求欲——求知——求善——求美的四个境界走过来的，即由混沌的"本能"到主客二分的"必然"，再到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伦理"应然"，最后到超越物我，情景交融的"诗性"自由王国境界。传统礼乐文化是引导人们逐渐从求知求善的致用境界，走向消退欲念排除物困，超越有限的自由自在的礼乐审美诗性境界，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有限需要和意图滿足的功利阶段，传统礼乐文化所表现出的这种对主体人格意义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追求，在儒家礼乐文化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观念中，为几千年的中国人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模型，体现岀主体人格意识的不断觉醒和主体人格的动态完善，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不懈追求。另外从礼乐文化深刻的主体认知价值追问中，还体现出礼乐文化的批判自省性格。孔子有"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孟子有"反求诸己"，《礼记》有"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等等，都是儒家礼乐文化对行为和规范的自省，对品德与学识的自觉，对"小我"的批判和对"大我"之终极路径的探索。主体与客体不必是尖锐对立的两极，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存在而是一种"乐同""乐和""礼宜""礼序"的和谐并存。

中华礼乐超然世俗的形而上学基础是自然天道的认知神韵，即：礼乐是天地大道的人间体现。巜礼记》认为，礼乐制度是仿效天地自然之道而设计的，契合了自然天地世界的客观必然性，因此，礼乐文化既顺应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时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还因为天道的神秘主宰力量而具有权威性。自然之道为礼乐文化提供了客观依据、理论支持和范式参照，而礼乐文化反映着自然天道在人间的多元、多彩的丰富具体表现。天道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大自然的恩赐，更跳不出自然秩序的规律限定。以此类推，日常生活、国家政治也离不开反映其价值观念的礼乐制度，也必须接受礼乐反映的伦理秩序、仪节仪式的约束与规范。这种贯通天地自然、日常生活、政治文明、道德伦理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智慧，使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己的活动实現了完美统一，即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和谐、有序，我们通过天地之道育化的礼乐伦理，也更具独特的审美气质和宇宙情怀，与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相互外在，从微观到微观，以物观物认知世界路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者的特质在于从整体看世界，万物一体，其不足是欠缺微观的科学实证性；而后者的特质在于从微观看世界，科学理性，其不足是"非此即彼"，欠缺融通。当然，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多样的，关键是即要能够融汇西方理性的科学思维，也要能够高扬中华传统礼乐"万物一体"的诗性智慧，人类才真正实现彻底解放，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诗意的人。己经到来的世界正呈现出人和人、人和信息、物与物、人与物等各种新的互联形态，这种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的价值重建，将不可思议地改变我们曾经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思维认知方式。

儒家礼乐文化的刚健有为精神，在识"成己""成物"的过程中，强调"多学而识"、"一以贯之"、"尽物之性"(使物性得到真实而完整的呈现)，方能"修己"以博闻广见，成仁成才，"尽性"以"赞天地之化育"、以"造物""创物"、以"正物""成事"。孔子非常看重"成物""成事""成人"在于"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孟子有"物正"的诉求；苟子把君子的行动目标设定为"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这些智者之论，都说明事事、物物、人已，都须致天理、正不正、归于正。将"正名"的作用提升到了法律规范、纲纪伦常、礼仪规则、国运民祉，甚至是天道人和都依靠"名""为之始、为之约、为之序。这种宇宙论和世界观，情求尽性，用求得体，人的刚健有为，指向的不是占有与主宰万物，而是各尽其性，自知自主，天地化育，成物成己，彰显了人类认知的超然神韵。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有一个学派——名家，集先秦名辩之大成，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目蔚为大观。在认知客观事物上，重视概念内涵生成和变动发展，重视概念间的关联性及其相互转化的动态分析。《易》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强调概念的确定性、独立性的静态分析不同。再如，典型的"白马非马"之辩，将形与义结合起来，"白马非马"则无诡辩之嫌而自其道理：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中国逻辑的易学系统更加典型地体现了形义的结合，强调"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即中国美学中的"意象"之说，为认知客观事物彰显了中国特质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三、礼乐修齐治平的美学睿智

美和艺术表达的是一种对生活肯定的精神，其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和崇高情怀的理想态度，使美和艺术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矣"。这就是说明美的未必都是善的，而善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礼乐本身就是审美与道德的混融，礼乐的价值不仅仅是个人德性的涵养，而是推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个体、社群和国家乃至天下之间，存在着一个有序放大的连续体。

古人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这是因为古代君子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以"乐"来修心，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美德；以礼来俢身，就能显得端庄尊贵，威严自在，不庄不敬怠慢鄙诈之心不入。因此，乐能使人内心和谐，礼能使人外貌和顺。这是礼乐养性修身的功能。将礼乐之道用来治理天下，"民莫不承听"，"众莫不承顺"。因为仁者无敌，天下归心，正如孟子所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犹民之犹者，民亦犹其犹。乐以天下，犹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中华礼乐文化通过诗教的形式，把礼乐价值观念延宕了几千年，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因此，我们就当然是另有一片天空，另有一个明天。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实用功利主义，使西方文化多了物欲的蒙弊和理性工具的"物困"，而少了东方诗教可以提升人之心灵品质的机妙。中华礼乐"诗教"之于人类的"不学诗，无以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智慧源泉，是人类生活经验与豪迈激情的具象，展阔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它观照主体人格修身和家国情怀的时代关切，孕育"因情以明道达理"的诗教思维，发挥诗以美人之德、美人之行、美人之言、美人之志的社会功用。身处现代市场经济，由于对科学理性的过度追求和功利主义影响，使人们很容易陷入缺乏宏大精神关怀而茫然不知所从的"物困"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以要继承与弘扬中华礼乐诗教文化的重要原因。诗教的精华在于情，是民族之灵慧所悟也，是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其意义在于塑造更完美的人格品质，培养可贵的真情和思维，以不同的体验差别育发个人的主体性，从而产生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进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美好生活的追求充电给力，为无数青年的创业发展搭建起精神的高地。

礼乐美学睿智的修齐治平功夫，还体現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史观上。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司马迁写作《史记》强调是继承孔子编纂《春秋》的传统，他总结《春秋》的根本价值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很显然，《春秋》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史观，有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的家国情怀。对今天的新时代而言，从传统礼乐文化《春秋》元典中，明确中华民族的民族史观，就是在哲学上涵养中华民族的血性、骨气、正气、于真假、有无中陶铸精神和智慧；在文学上有助于形成民族的情怀、情思、情志，于知、情、意、行相统一中践履修齐治平；在文化上形成民族特有的儒、道、释、墨、名、法诸子美学精神，于开放、多元、包容、发展中丰厚其根本价值。从而激发人们崇高向善的精神力量，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自信中，看到光明，迎来诗性和远方。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华美学的独具特色的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华礼乐审美精神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理论内核，为弘扬中华审美风范提供了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体论等方面的探索、总结和创获，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更加坚定地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更加坚定地凝聚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了强大精神导引。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新时代人们的诗性生活智慧，延展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新场景中，这个快速变革和发展的新时代、新 世界和新的文化建构、新的美学价值，延展出爱因斯坦通过思想实验发现的相对论、牛顿通过观察思考和灵感揭示的经典力学规律的抽象思维思辨花朵和曹雪芹形象思维描绘的"太虚幻境"，这些富有美学精神的延展魅力，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超越地理空间和先后时间，超越"小我"羁绊和有无执着，而是站的更高，看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