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构建的探索》
摘要:国有文化企业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国有”的性质使它注定要担负行业领导和公益的责任;“文化企业”的定义则要求它担负起文化、生态的社会责任,而作为企业,自然地要遵守市场的行为准则,担负经济和法律责任,但目前并没有对此评估的体系,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国有文化企业,探索构建了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采取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值,进而达到鼓励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状况的目的。
关键词:国有文化企业 社会责任 评估体系
一、问题提出背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不顾社会的利益,做出许多损失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事情,例如用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严重超标的生产废弃物污染环境、剥削压榨员工等行为,这些种种矛盾皆成为企业“社会责任”被提出的动机。那么我们是如何界定企业违背了社会责任的呢?什么是社会责任呢?
(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社会责任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其发展历史期漫长,笔者按照时间和提出的理论成熟程度进行以下的综述分析:
CRS1.0时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词最早由克拉克(J.Maurice Clark)于 1916 年在《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提出。[] 1923 年英国学者奥利佛·谢尔顿在其《管理哲学》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这词语。[]
CRS1.1时代:
1931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的多德则通过《公司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一文,表达“创造超额利润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企业还应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到普遍的认可。[]1953年鲍恩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最先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即“商人(即企业家)有义务制定政策,作出决策,遵循对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有益的行动指南”。也因此书在这一领域的划时代意义,鲍恩被推崇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CRS1.2时代:
1975年,塞西着眼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绩效,区分了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和社会响应三者概念,并认为社会责任的含义超过社会义务,会使企业行为更符合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1978年,弗雷德里克在研究者们的成果和自行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企业社会响应的著名论文——《从CSR1至CSR2:企业与社会思想的成熟》,才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文中明确定义了企业社会回应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 经过前期各个学术大家们对社会责任的概念研究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对于社会责任研究的重心由概念转移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具体的设计、实施和制度化等具体和可衡量性方面的考虑上。
CRS1.3时代:
1979年卡罗尔(Carroll)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 并建立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即由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响应和社会问题组成的三维综合体,并且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为经济、法律、伦理和资源四大责任。之后,卡罗尔根据上述的四大责任进行主次排序,建立起以经济责任为基础,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及道德责任逐层递减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1991年,伍德在理论研究上第一个正式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纳入广义企业社会责任里的学者。她在《再论企业社会表现》一文中指出:“相关利益者不仅根据自身的利益,而且基于他们对公司社会责任原则的理解与可接受度以及与企业社会的关系来对企业社会表现做出不同的评价。”[]经过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成为两种理论体系,一种是广义的理论,即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另一种是受到广泛认可的侠义的理论,即由卡罗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企业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指那些企业与之互动并在企业具有利益或权利的个人或群体。”[]然后这一理论在克里克森的发展下完善了“利益相关者”对象,提出了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并且建构了利益相关者理论模型。
CRS1.4时代:
进入21世纪,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又产生了企业公民的概念。其中,范.卢杰克(2001)认为,之所以产生企业公民的概念,是企业重新认识了其在社会中的准确位置,那就是基本等同于社会中的公民,并与公民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韦多克(2000)对各种评价企业公民行为表现的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企业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相关利益者理论的结合。罗格斯登和伍德(2002)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混合经营模式。”阿黛尔(2004)则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全球企业公民是看待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2002年纽约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全球最大34个跨国公司的 CEO签署了文件,认为“企业公民是关于企业通过核心业务,社会投资,慈善活动,以及投身于公共政策为社会做出贡献”。[]
上述五个阶段从社会学、经济学、企业伦理及公民的政治概念等维度提供了西方在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论。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欧美管理思想与方法引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企业伦理学、劳动经济学、人类资源管理、法学,战略管理等领域,由于研究时间端,还处于起步阶段。2006年,国家电网发布了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起,到今天已经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企业对于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视。[]除了企业责任报告外,我国政府或者行业单位也逐渐发行各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指南”以及省级的社会责任发展研究报告等。
在我国最早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并发表著作的是袁家方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袁家方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对职工、社区、能源、生态环境、消费者以及国家的责任。[] 唐焕良、李敏龙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书中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实体,强调除了注重自己的圣餐经营范围内的职责外,还需要明白在社会上的应当作为和不应该作为的行为规范。[] 。卢代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雇员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环境、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责任、对所在社区经济发展的责任、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一书中:彭建国提出了“三色责任”论,主要指国有文化企业要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负责;宁向东则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方式;周谨平则从社会成员的身份上探讨企业的伦理责任。[] 进入21世纪,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后,涌现出一大批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陈宏辉和贾生华(2003)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观率先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马力和齐善鸿(2005)、田祖海(2005)、张志强和王春香(2005)、 沈洪涛和沈艺峰(2006)也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性研究,为后来研究者了解理论发展脉络提供了方便。陈宏辉(2004)、沈洪涛和沈艺峰(2006)、田虹(2006)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推进。颜剩 勇(2007)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财务评价,推动研究者进一步对企业社 会责任进行衡量。唐更华(2008)、黎友焕(2008)和兰建V(2008)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推动了我国企业展开企业 社会责任实践。姜启军和顾庆良(2008)从企业战略高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学者对提高企业绩效的战略制定的研究。[]
(三)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由于我国和西方的体制不同,西方没有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因此笔者直接从企业社会责任过渡到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而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我国独特的一种企业模式,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十分丰富。黄福佳侧重于从国有企业的角色地位方面来论述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傅才武强调国有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安全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其社会责任应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首要原则。[] 赵治纲从国有文化企业的绩效考核与薪酬激励方面强调对于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应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此外,由于国有文化企业的身份特殊性,许多不同省份的政府或者企业都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布了许多关于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件或报告。例如,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成立"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课题组,分析研究了国内外政府和企业的共识和通行做法;实地调研了浙江省内多家国有文化企业;总结出了浙江省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的原则和指标体系。[] 陈柏福和邓子璇立足于中南传媒从企业内外两方面阐述对内出资人等要肩负的责任,对外应该为顾客和读者承担什么责任来分析国有文化企业的责任。[]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发现关于此内容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成熟,且切入的角度也是丰富多样,其中关于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著作丰富,总结看来主要分为两个大方向,分别是:一立足于国有文化企业的角色分析其特点;二是探讨如何评估社会责任。从整体的学术成就来说关于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构建的学术成果还非常少,但是针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频繁发生而言,对于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构建的需求日益热切,此外,文化产业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也迫切的需要这一责任体系的构建。
二、建立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的原因
国有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领域在改革开放中的一大成果,它是将原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经过转企改革成为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为模式,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国有文化企业具有企业的属性,社会责任有助于国有文化企业在形成经济有形资产的同时形成社会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潜在利益。因此,社会责任是国有文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1)构建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利于促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支柱型产业
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全面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门朝阳产业,涉及领域广,发展空间大,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推动作用。而要想发挥好这一力量,就首先要管理好具有带头作用的国有文化企业。国有文化企业依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中先天的具有强大的竞争潜力,构建社会责任评估体系能够有效的对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前期“预引导”让它在正确的范围内充分力,在提高自身经济的同时,能够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引导其他文化企业在该范围内共同参与市场的健康竞争,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好2020年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支柱性产业的目标。
(2)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不适用于国有文化企业
国有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领域在改革开放中一大成果,它属于文化产业范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首先,作为政府所有或者控股的企业,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承担着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在寻求自己发展的基础上执行国家政策,担负国家经济管理、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能,而这一职能在现有的一般企业中责任体系中是无法体现的。其次,从经济组织的角度而言,国有文化企业具有企业的属性,也要追求经济利益,但是为了维护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占首要位置,要通过设立社会责任的界限来避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有损社会利益的事情,并且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潜在的利益。最后,文化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生产的产品,是不能完全用物质属性来统一界定,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文化产品的主要价值表现,占据主导地位,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必须包括要实现这些稳阿虎产品的文化价值。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实现方面就有更高的要求,它所要宣传的是整个国家最核心最主流的价值体系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到国家文化安全、文化自信等问题如何能通过生产的文化产品得以解决。然儿,对于一般企业只需要实现产品的经济价值就是对国家经济最好的贡献了,更不会过多的考虑除经济外的其他事情。因此,传统的一般企业更加注重经济责任的体系就不适用于要更加注重政治和文化责任的国有文化企业了,这就需要制定专属于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了。
(3)是通过国有文化企业作为行业标杆规范文化产业行业行为的必然要求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仅是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如果文化产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引导,只顾盲目地追求市场经济利益,缺乏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必将导致文化资源遭受过度开发、不当利用, 甚至导致文化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最终也会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的溃败。一直以来,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摸索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因为盲目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而对文化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遗留问题,这就是盲目全面实行市场化,缺乏有效引导规范以及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约束的结果。据财政部发布《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报告(2017)》所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国有文化企业共计14838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背景下,国有文化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它作为行业“领头羊”,肩负着对其他文化企业的引领作用,其经营行为必将对文化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构建社会责任评估体系能够使企业自觉地在生产出优秀文化产品地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使得企业在实现经济价值地同时建立良好地企业形象。此外,国有文化企业作为“领头羊”,实现好社会责任能为文化企业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和落实社会责任树立一个良好地标杆,更有利于全社会地文化企业形成争取经济利益地同时监督社会责任地行业风气,使我国地文化市场更加健康成长。同时,国有文化企业对于社会责任地落实更有利于形成一种对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增强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的发展模式,其强大的作用势必也会影响其他文化企业对此的重视,从而减少文化资源的破坏。
三、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的建立
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结构,既可以使相关机构清楚的掌握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综合表现,又可以帮助企业完善企业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保护相关者利益。本文将首先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选取专家评分法、无量钢化分析法以及德尔菲法对其进行分析,构建完整的综合评价体系和流程。
(一)评估体系指标的确立
本文选取评价指标时,以客观性、代表性、全局性、易度性、明确性等为原则,参考一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浙江社会责任评估报告内容[]以及SA8000标准的内容,并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共确定4大类16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如图1所示。其中政治责任是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政府代言人所要承担的;文化责任指标则是通过研究企业的文化来分析其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经济责任是体现国有文化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应该担负的责任;生态责任是国有文化企业作为社会中一个部分,对自然有索取就应该有所贡献和保护的责任。
1.政治责任指标是立足于国有文化企业的“国有”性质需要对国家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需要在所有文化企业中担当带头作用,树立先进模范形象、需要站在国家的立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建立了核心价值观引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头作用及文化扶贫四个二级指标,从不同的点切入考察和凸显“国有”的性质,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扶贫”从国家层面突出其政治性。
2.文化责任指标是以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企业”的特点而设立的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安全、文化自信、大众文化需求及双效考核指标。每一个指标都与“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是考虑了国有的性质,能够较为全面的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
3.经济责任指标则参考了SA8000体系,传统的考察了企业绩效和关于员工权益方面的内容外,同时结合主体特点,在人才培养方面着重考察的是企业花费在关于社会责任培养上的资金。此外,为了体现国家提倡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增加了“支柱性建设”的指标。
4.生态责任指标是根据广泛的文化企业和一般性企业在社会责任体系中都涉及的前提下考虑的,再加上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自然界而言,有所索取必然要相应的以保护其生存作为付出。同时针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许多低劣的“三俗”文化产品设置了“绿色产品”的指标,希望能引导健康绿色的行业氛围。
图一: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评估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政治责任 |
核心价值观引导 |
学习国家重大思想的频次; |
文化产品是否体现正确的优秀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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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心价值观氛围的营造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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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关于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宣传的投入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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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文化产品的审核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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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作用 |
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社会责任体系建构、维护文化市场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效益方面的作用发挥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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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 |
文化扶贫支出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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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就业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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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支出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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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责任 |
文化传承 |
用于文化保护的投入比率 |
文化创新 |
用于研发文化创新投入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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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 |
用于文化安全投入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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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三俗”产品的投入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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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
文化产品是否能提升国民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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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需求 |
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较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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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效考核 |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考核占比是否分别占50%(或者社会效益是否占比超过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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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 |
企业绩效 |
企业净利润 |
企业营业额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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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权益 |
工资符合国家标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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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生产事故发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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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五险一金普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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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
员工责任意识培训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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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社会责任培训支出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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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柱产业建设 |
国有文化企业资产是否占总文化企业资产的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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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责任 |
绿色生产 |
生产污染违法频次 |
环保建设投入占比 |
||
绿色产品 |
产品合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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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容价值观的正能量程度 |
(二)指标的评价标准
为了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水平,本文将所选的27个基础性指标分为三大类。一类为定量指标,如“企业净利润”、“捐赠支出占比”、“员工社会责任培训次数”等,这些指标可以直接得到或通过计算得到具体数值;一类为是非定性指标,如“文化产品是否能提升国民文化自信”、“文化产品是否体现正确的优秀文化”等,这些指标只有“是”或“否”两种结果,为了统一量化处理,本文确定这类指标得分为0或1(由于后面要将这些数据进行去量纲化处理,1或其他任何数据对计算结果是一样的,为了方便,将肯定社会责任的指标得分定为1 ),如:文化产品能体现正确的优秀文化为1,否则为0;另一类为描述定性指标,如“产品内容价值观的正能量程度”、“社会核心价值观氛围的营造程度”等,这些指标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值,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对于这类指标本文选取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其值。
四、国有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方法及步骤
构建好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后,就要选择一定的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考虑到社会责体系中并不完全是定量的指标,还有更多的是定性的描述,这就预示着在进行计算时要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因此本文选择了线性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专家评分法及德尔菲法法相结合共同构建对指标体系的测算模式,目的是对企业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断,通过计算出的综合评价值进行评估,来客观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实情况,起到鼓励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状况的目的。
1.专家评分法
首先邀请3到7为专家学者对图一的社会责任体系中的描述性指标进行评分,分值为0到10分,最后针对相对应指标选取所选专家们打分和的均值作为该指标的原始数值,得到描述性指标的数据;其次通过非定性指标根据企业情况进行是和否的判定,“是”则得1分,“否”则得0分;最后根据企业情况可直接计算出企业的量化类的数据。
2.指标数据去量纲化处理
通过上文的指标分析,由于其各类指标的量纲不统一,得出的原始数据无法进行直接的计算,因此,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去量纲的处理。本文选择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线性无量纲化方法中的标准处理法,其公式如下:
=
(i=1,2,...,n; j =1,2, …,m)
式中,n为待评价企业的数量,m为指标的个数即27, 为第i 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评分值,
为第i个企业的第j项指标的均值,
为所有企业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为所有企业第j项指标标准差。 []经过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带入公式得出企业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3.德尔菲法确定一级指标权重
德尔菲法本质上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其大致流程是: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一致的意见。其过程可简单表示如下:匿名征求专家意见-归纳、统计-匿名反馈-归纳、统计……当选择的专家们意见一致时停止,并最后采用专家们的统一意见。按照专家们的意见得出政治责任权重占比、文化责任权重占比、经济责任权重占比以及生态责任权重占比,四类权重占比总和为100%。然后将第2步骤得出的各类三级指标标准化值的总和乘上相应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得出该类指标的最后得分,依次将企业的四类责任的最后得分计算出来,最后将四类责任最后得分相加得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估得分。
通过本文构建的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评估体系可以对某一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实施情况进行判定,最后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感越强,反之,则越弱。
五.结语
本文以国际标准SA8000、企业责任评价体系以及利益相关者以及相关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指标的选取意义和评价标准,然后针对社会责任的特定,选取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专家评分法、无量钢化处理分析法以及的德尔菲法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和评估流程,进而得到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从而评价一个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的好坏情况。除了对某一个企业进行评价外,还可以通过对多企业的结果进行比较的方式得到对比排序。但是由于社会责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且可能不同的主体对于指标的选择有所不同,因此并不能够完全客观反映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其结果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