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红色记忆：回族抗战碑刻及其文献价值管窥

钟银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文章就笔者目前调研所得回族抗战碑刻文献作了概述和分析，并依据其性质和内容进行分类举要。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回族抗战碑刻文献的意义与价值，认为回族抗战碑刻文献承载着回族英烈为国家流血牺牲的红色记忆，其本身具有记录史实、彰显精神、体现缅怀、教育世人等多重社会功效。与此同时，它们也记载着回族抗战的历史片断，其作为特殊载体的文献资料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能发挥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回族抗战；碑刻文献；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同胞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历史洪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全国各地回族抗战的史实，书籍、报刊、档案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献屡见不鲜，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相形之下，有关回族抗战的金石文献却少有人关注，对其存世状况与价值研究更鲜有涉足。近两年来，笔者有幸参与国家民委“回族金石图录”项目的实地调研工作，在搜集各地回族金石碑刻的过程中，接触到部分有关回族抗战的碑刻文献，现就目前搜集所得作一简单梳理，以期从金石文献学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回族抗战专题研究。

一、 目前所知回族抗战碑刻文献概况

回族碑刻文献是指所有与回族相关的碑刻文献，它不仅包括回族人刻立的碑刻，而且包含凡内容关乎回族或者为回族人镌刻的碑石铭刻，就时间维度而言，涵盖自回族形成以来的历朝历代直至当今的一切与回族相关的碑刻文献。相应地，回族抗战碑刻包含抗战时期和现当代以来所有与回族抗战史实、人物、事迹等相关的碑刻，它属于回族碑刻文献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碑刻文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笔者已参与完成了对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回族金石调研，在实地调研和考察中发现，回族抗战碑刻文献数量不多，比较分散，且多镌刻于现当代，保存完好。经初步统计，目前调研过程中共发现此类碑刻198通，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宁夏、云南7个省区的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清真寺、回民公墓及部分公共场所，其中河北相对最多，共发现8处160通（含题词碑130碑，石刻1方）；山东居其次，共发现7处19通（含石刻1方）；接下来依次是北京、宁夏，分别发现8通、6通；四川、河南较少，只分别发现2通；云南最少，仅发现1通。详细名录如下 ：1

   注：碑刻名称中带*号的系无碑名，由笔者命名；碑名相同的由笔者加（一）（二）以方便区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以上所列仅为笔者目前调研所到之处亲眼见到实物的碑刻名录，虽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意在管中窥豹，从中初步了解此类文献的概况。实际上，回族抗战碑刻文献不止于此，尚待通过进一步调研和资料查询进行挖掘整理。（二）河南周口市项城市李寨村的“创建清真寺拜殿碑记”碑，虽在内容上与抗战无关，但此碑的碑文由西北回族抗日名将马彪撰写，碑的镌刻及清真寺大殿的创建由马彪部队捐款，似也与抗战人物有关，因此，这里也将其统计在内。与此相似的还有云南红河州开远市大庄清真寺的“明德中学革命活动据点碑”， 由于明德中学1929年创办于昆明，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马熙文等人在开远创办明德中学开远分校，该校师生所开展的革命活动主要是抗日活动，故将此碑也列入回族抗战碑刻。此外，四川阿坝金川清真寺的“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址”碑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碑是镶嵌在墙上的两通木质碑，虽非石制，但从广义上讲也应属于碑刻范畴，故也将其纳入其中。

二、 回族抗战碑刻文献分类举要

从古至今，因分类标准不同，学界对碑刻文献的分类不尽相同。20世纪以来，继陆和九、马衡、朱剑心等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碑刻文献及其分类问题。2009年，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毛远明先生将碑刻文献从形式上分为碑碣、石阙、摩崖、墓志、经幢和石柱铭刻、造像题记、石刻画像题字等7大类，同时从内容上概括为记事赞颂、哀诔纪念、祠庙和寺观碑、诗歌散文、图文碑刻、应用文碑刻、石经以及题名和题记等9方面。^[1]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其他一些分类，如王立军认为从文献的性质上看，碑刻文献可分为志墓碑、记事碑、经籍碑、诗文碑、图像碑、应用碑、书法碑， ^[2] 等等。参考学界对碑刻文献的不同分类，结合以上198通碑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从内容和文献性质上看，上述回族抗战碑刻文献大致可分为哀诔纪念碑、墓志碑、题词碑、记事碑、遗址碑、文保碑、人物碑、图像碑及文辑碑、名录碑等10类，其中前三类数量居多，约占此类文献的三分之二强。由于可以兼有多种文献性质，以上分类并非绝对，一通碑刻可同时分属于不同的类别。与此同时，以立碑时间为标准，上述198通回族抗战碑刻还可分为民国碑刻和现当代碑刻；按树碑立传者身份分类，这些碑刻有私人立碑；也有政府立碑，有为抗战个人立的碑，也有为抗战团体立的碑。分类方式不同，碑刻文献的分类也相应千差万别。因此，下面笔者从综合考量的角度出发，就上述198通回族抗战碑刻文献举其要者分类述之：

（一）唯一一通民国哀诔纪念碑

安放在河北保定市定州唐家庄人民英雄文化广场一角碑亭里的“定州唐家庄回民烈士碑” 镌刻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属于典型的哀诔纪念碑，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通民国年间的回族抗战碑刻。该碑由当时唐家庄全体村民所立，碑阳刻有碑记，简要叙述了本村村民在“七七”事变后组织“回民英勇队”，后来在党的领导下，扩编为八路军回民支队，与敌作战屡获胜利名震一方的战斗事迹。碑阴刻有诸烈士英名，详细列出32位烈士的身份和姓名，从碑文中可知这个回民抗战团体从队长、排长、班长到普通战士和卫生员均有牺牲。碑文中写道：为告慰烈士英灵同时激励后人，“兹将碑铭以志千古永垂不朽，尚愿吾教胞继诸先烈士英勇魁风，为建国护教而奋斗到底。”透过碑文足以感受到此回民团体抗战之英勇及其全体村民保家卫国、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此碑虽经风雨侵蚀，但碑面字迹基本清晰。

（二）有关抗日英烈和杰出革命人物的纪念碑、墓志碑及题词碑。

在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回族抗战碑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马本斋、张鸿仪等抗日英雄以及刘震寰、刘格平等杰出革命人物的，这些碑刻主要存放于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回民公墓及清真寺，并且以纪念碑、墓志碑和题词碑为主。其中，关于冀中回民支队创始人马本斋和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的碑刻存放于多处：在马本斋的家乡——河北沧州献县本斋乡本斋村的马本斋纪念馆和马本斋母子烈士陵园，以及马本斋曾经战斗过并病逝的地方——山东聊城莘县张鲁镇的烈士陵园以及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分别存放着与之相关的碑刻；相似地，与张鸿仪相关的两通纪念碑一处存放于其家乡——山东郯城县马头镇的清真寺里，另一处存放于其曾经战斗的地方——山东枣庄市的清真寺内。

在与抗日英烈和杰出革命人物相关的碑刻当中，以题词碑的数量最多，且集中与马本斋和刘格平两位人物有关：在河北献县本斋乡马本斋纪念馆的碑廊墙上，集中展示着130通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军政界领导为马本斋同志的亲笔题词为内容而镌刻的石碑；在山东聊城张鲁镇马本斋烈士陵园里展放着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碑“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的题词碑“民族英雄，吾党战士”，以及朱德总司令的题词碑“壮志难移，汉回各界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同样地，在河北沧州孟村县大堤东村刘格平纪念馆里，也排列着10余通由其子女、地方政府、领导以及部分名人题写的题词碑，如2005年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立的题词碑“革命菁英丹心千秋照，民族脊梁雄风万古扬”； 2005年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党委、新县镇人民政府立的“津南革命播火者民族解放急先锋”碑；1983年赵朴初题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刘格平同志永垂不朽”碑；1986年古牧题的“格平同志千古，杀头不折腰，气节高千古”碑；1986年费孝通题的“为民族团结奋斗一生”碑，等等。

除题词碑外，这类碑刻基本都是纪念碑和墓志碑。不仅有马本斋、张鸿仪、李兆全、米英俊、马同谦、马和福等抗日英烈的墓碑和纪念碑，还有刘格平、刘震寰等一些杰出革命人物纪念碑和墓碑，尤其是在北京回民公墓，此种墓碑当有不少，仅笔者调研所及就发现，这里存放有刘世昌、丁铁石、王震凡、王兴让、丹彤、杨静仁、马玉槐、杨昆山等一些在抗战中英勇斗争，为民族和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人物的墓碑。

当然，从碑文的实际内容来看，有些纪念碑和墓志碑同时也应属于人物碑。例如，“刘震寰之墓”碑，因其碑阴刻有“刘震寰同志碑文”，对其生平事迹做有简介，故此碑既是墓志碑，也是人物碑。相类似的还有枣庄清真寺里的民族英雄纪念碑，其碑阴刻有“张鸿仪烈士传略”，简介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发展扩大党组织，主办《抗敌报》，组织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以及担任枣庄铁道游击队政委，领导游击队除奸、打霸、反清剿、瓦敌伪、扒铁道，在沛县文庙、茶棚、溏湖、岱王庙等多次战役中大捷，致使日伪闻风丧胆的英雄事迹，显然也可归到人物碑之列。

此外，河北献县本斋乡马本斋纪念馆里，在1944年5月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大型石刻下方，有一通图像碑，由马本斋同志的英雄雕像和“马本斋简介”石刻文字介绍两部分组成；2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也有一通由雕像和文字介绍两部分组成的图像碑。与此同时还有两通文保碑，即山东聊城莘县张鲁镇的马本斋烈士陵园内聊城市人民政府先后于1989年和2001年立的两通市级文保碑。

（三）与知名抗战团体相关的记事碑、图文碑及文辑碑、名录碑。

在笔者所统计的碑刻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渤海回民支队、东北回民支队、冀东十四军分区回民队等抗战团体的，其中关于渤海回民支队的相对较多。除存放于河北沧州孟村县新县清真寺的“渤海回民支队建立五十周年纪念碑”之外，在河北沧州孟村县大北赵河村另有渤海回民支队纪念园，里面整齐摆放着与之相关的11通碑，其内容不仅关于渤海回民支队创建、战绩、足迹等，还有关于支队成员名单、领导人刘震寰的事迹介绍、团体延续发展，以及该纪念园的创立经过等。

其中“渤海回民支队的创建及战绩”碑、“渤海回民支队的延续”碑、“东北回民支队的组建及功绩”碑以及“渤海回民支队纪念园创立碑记”碑是典型的记事碑，碑文详细记述了渤海回民支队的发展历程及其辉煌战绩。“刘震寰及率部足迹示意图”碑则是一通较为特别的图文碑，碑面分为若干部分，碑阴绘有“渤海回民支队主要战斗示意图”，以地图与文字相互配合的方式分13个小部分描述了刘震寰的革命历程和渤海回民支队所到之处及其战斗事迹；“史书及名人对刘震寰的评介”碑，其碑文为《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刘震寰传”的原文摘要，是一通较少见的文辑碑；“渤海回民支队烈士名录”碑详细列出了99位烈士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职务、牺牲年月、安葬地，“渤海回民支队部分已故老同志”碑详细列出了72位逝者的姓名、生卒时间、籍贯、参加部队时间、曾任职务，这是两通集中展示人物信息的名录碑。

（四）关于著名战役和红军长征的遗址碑和文保碑。

目前所掌握的回族抗战碑刻中有少量有关抗日战役的遗址碑和文保碑。具体而言，主要有山东枣庄市台儿庄清真北寺里的两通“台儿庄大战旧址”文保碑，分别刻立于1982年和2000年，台儿庄清真北寺因曾是著名台儿庄战役的旧址而成为市级文保单位，乃至全国文保单位。此外，河南南阳市黄池陂村的“黄池陂保卫战遗址”碑也应当归入此类。

与此同时，目前所掌握的与红军长征有关的碑刻主要有宁夏西吉兴隆镇清真大寺的“红军长征兴隆会师纪念碑”和宁夏西吉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寺内的“单南清真寺革命旧址”碑与寺外的民族团结纪念碑，以及四川阿坝州金川清真寺里的“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址”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碑。其中，宁夏西吉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外面广场上立的民族团结纪念碑，是一通雕塑式纪念碑，三面有字，一面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对照的形式刻有“人民救星，伟大领袖”，一面刻有“毛泽东路过单家集故事碑记”，记述了毛主席在单南清真寺与当地阿訇马德海促膝长谈并夜宿此地的故事，还有一面刻有竣工纪念。此碑形制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上述这198通回族抗战碑刻尽管仅仅是回族抗战碑刻文献中的一部分，但从其所承载的内容和信息来看，回族抗战碑刻作为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小觑。

三、 回族抗战碑刻文献的意义与价值

碑刻文献作为一种开放、可永久保存、又在不断形成的信息载体，在记录历史、传递信息、传播文明、推广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古人将其主要功能概括为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四项3，今人则认为它具备“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 策、训谕、惩戒、昭示、纪念、约束、抒情、标识”^[3](P4)等诸多功能。从属于碑刻文献的上述回族抗战碑刻也同样有着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一方面，回族抗战碑刻承载着回族英烈为国家流血牺牲的红色记忆，其本身具有记录史实、彰显精神、体现缅怀、教育世人等多重社会功效。另一方面，回族抗战碑刻文献承载着回族抗战的一个个历史片断，其作为特殊载体的文献资料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能发挥一定的应用价值。具体而言：

首先，它记录了回族抗战的部分史实，是回族民众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的历史见证。

在笔者所统计的198通回族抗战碑刻中，既有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中原抗日主战场的，又有来自川西北、宁夏等红军长征途经地的，还有来自云南抗日大后方的；既有关于台儿庄大战的，又有关于黄池陂保卫战的，还有关于红军长征兴隆会师的。从碑刻分布和涉及的广度来看，尽管数量不多，碑面文字也十分有限，却仍能真实记录和记载回族抗战的部分史实。特别是诸如“渤海回民支队建立五十周年纪念碑”“单南清真寺革命旧址”碑“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址”碑等，它们存放于清真寺内，是当地回民在清真寺里从事抗日革命活动的生动见证。毋庸质疑，这些碑刻无论是时人所立，还是后人所立，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回族抗战史实的一种记录，就是各地回族民众自觉融入抗战洪流、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的一种历史见证。

其次，它展示了回族英烈的英雄事迹和家国情怀，彰显了其英勇不屈、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

前文已述及，这些碑刻不仅关于马本斋、张鸿仪等抗日英烈，而且涉及渤海回民支队、定州唐家庄八路军回民支队、冀东十四军回民支队等抗日团体。通过碑刻的文字记述，世人可以了解到回族英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抗日战场上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积极参战、坚强不屈、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和拳拳赤子之心，以及把个人得失抛于脑后，以国家利益为重，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博大的家国情怀。特别是马本斋母子，其视死如归、为国家大义放弃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通过这些碑刻文献展露无遗。面对矗立着的一通通石碑，浏览碑文和碑文上那一行行牺牲者的名单，我们眼前不禁会呈现出七八十年前革命先烈面对日寇侵略，以中华民族一份子的主人翁姿态，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相互配合、守望相助、并肩作战的历史画面。可以说，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碑文，更是英烈们国家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国民责任感，而这正是回族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特殊时期的时代彰显。

第三，它体现了党和政府在肯定丰功伟绩的同时，给予回族革命英烈的高度重视和深切缅怀。

如上文所述，这些碑刻多存放于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中，而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多是由当地政府主持修建，里面的碑刻有不少由当地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领导刻立。其中，据笔者所知，河北廊坊大厂革命烈士陵园里的“冀东十四军分区回民队革命烈士纪念碑”曾立过两次，最早立于上世纪50年代，2008年廊坊市政府在拆除旧纪念碑的同时，又在原地重新立起了新的高大显眼的纪念碑，可见地方政府对革命英烈的重视。此外，前文中已提到，有关马本斋的碑刻分立多处，有关张鸿仪的碑刻分立两处，这种在英雄家乡和英雄战斗过及牺牲的地方均刻碑纪念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地方党委政府对革命英雄的高度重视和深切缅怀。尤其是对于抗日英雄马本斋，仅笔者所见有关他的碑刻就达143通之多，除立有墓碑和高大雄伟的纪念碑之外，另有134通（方）国家领导人及地方军政领导题词的石碑或石刻，甚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领袖给予高度评价并为之亲笔题词，足见对其革命功绩的肯定及对其革命英魂的缅怀，并且这些碑刻始自马本斋逝世之初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继之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2000年以后马本斋百年诞辰纪念之时，题词碑的不断刻立也从侧面反映着对回族英烈国家关怀深切而长久。

第四，它教育世人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传统美德。

回族抗战碑刻绝大多数存放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在的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自不必说，就连所在清真寺也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四川阿坝州金川清真寺，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该寺是一座红色古寺，是金川县革命老根据地，现在已成为四川省唯一的伊斯兰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④正是在这里，抗战时期曾成立了绥靖回民苏维埃政府，该寺的阿訇肖福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曾在这里组建起120多人的回民独立连，在战场上与日军展开殊死而激烈的战斗，直至1936年牺牲。寺里除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碑和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碑外，还在筹建“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红军第三十三军回民独立连长征遗址纪念馆”，寺里的文物陈列室里展示有一些革命遗物、为回民独立连烈士题写的匾额，以及四川省委政府、解放军成都军区给该寺的赠匾；再如宁夏西吉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它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次途经之地，是毛主席与当地阿訇促膝长谈之所，现在是“西吉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树立在寺门口的民族团结纪念碑就是当年“红军热爱人民，人民拥护红军”的历史情景再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庄严肃穆的环境里，这些承载回族抗战红色记忆的碑刻可使后人回到鲜活的历史场景，重现那些具有生命温度的红色历史故事，感受先烈坚韧不屈的奋斗精神和革命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受到先烈红色革命精神的鼓舞，激励后人努力去做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弘扬者，自觉将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第五，它记载了回族抗战中的部分细节，可与其他文献互为佐证和补充，共同还原一部更为真实、具体的抗战历史。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曾说：“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故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4](P26) 的确，碑刻文献以其真实性强、可信度高而被学界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5]对于史学研究常起到“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重要作用。回族抗战碑刻虽因数量小、碑文内容少且立碑者多为后人而正谬补阙的学术价值不明显，但其仍不失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辅助资料。且不说碑刻文献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那些出自名人和领袖之手的题诗题词碑对文学和书法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仅言其对于史学研究，也同样能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例如，关于黄池陂保卫战研究。这是一场发生在1945年4月14日河南南阳高庙乡黄池陂村由当地回民自发组织的自卫战，在数不胜数的抗战战役中只是一次非常小的战役，文献中即便有记载，也只是一笔带过，战役的具体情况只能靠尚健在的战役亲历者的口述得知。1992年10月，南阳县委、县政府专门在黄池陂村立了一通黄池陂保卫战纪念碑，碑文虽然不长，但对战役的性质、发生的时间、敌我双方的兵力以及战果等情况均作了记载，纪念碑的镌刻使这次小型自卫战役的历史细节得以长久保存和流传下来，为军事史、抗战史研究提供着真实可靠的具体素材。

综上所述，回族抗战碑刻文献承载着回族抗战的历史片断及其相关红色记忆，这种以碑刻为媒介的信息传递，传递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抗战史实，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一种关怀和一种激励，这些碑刻除具有传统碑刻文献的价值外，又因彰显着特殊时代内涵而发挥着“或昭示不朽，或体认价值，或指引方向”^[6]的多重社会功效，值得世人予以关注。

注  释：

1下表系笔者据“回族金石图录”项目实际调研所得汇总和统计而成。可参见宁夏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编：《回族金石线索》《回族金石目录》《回族金石调研报告》（2017年，内部印本）。

2图像碑是指以图形或雕像的方式而刻的碑，包括各种地图碑、艺术字形碑和造像碑等。参见王立军：《谈碑刻的文献性质分类法》（载《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