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教育对CABG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的影响

张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心脏外科，山东 济南 250012

[摘要]目的 ：探讨微信健康教育对冠状动脉搭桥（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后的应用效果，通过干预措施来衡量护理措施的实用性，进而更好的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已达到提高CABG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

方法：将2018年1月1日-9月31日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医院心脏外科首次住院并成功行冠状动脉搭桥治疗的 127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患者同意后，对达标的患者进行有关有关资料数据的收集及整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64例，对照组 63例，由责任护士统一给予住院期间的常规护理，出院时给予常规出院指导，统一发放健康教育手册，给予科室24h咨询电话。干预组定期进行微信健康教育，对照组不给予。于出院三个月后对患者来院复查时收集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

结果：问卷调查显示，干预组患者在SF-36健康调查量表中，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活力和总体健康及在自我效能量表中与对照组患者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出院患者进行微信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

关键词  冠状动脉搭桥 微信平台健康教育 生活质量 自我效能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主要包括血管和心脏方面的病理改变，可分为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s，CHD）、风湿性心脏病（Rheumatic heart disease，RHD）、心肌病等^[1]，也被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目前威胁全球人类公共健康的杀手^[2]。中国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根据以往调查，推算目前中国CVD现患人数2.9亿，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1100万，患病人数推算来自不同的调查研究，其中冠心病患病人数来自卫计委每5年1次的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3]。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如吸烟）和饮食结构（如高盐、高血脂、高热量、高胆固醇饮食等）的西方化，发展中国家的CVD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4, 5]}。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是各种因素引起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最终引起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其病理改变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最常见的CVD。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人类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6]，冠心病的死亡人数将增加至1100万。

CABG（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又称冠状动脉搭桥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治疗冠心病最常见并且重要的心外科患者血运重建的治疗方法，可以缓解心肌缺血缺氧，缓解患者的心绞痛症状，延长患者的寿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7-9]。CABG即采用患者的大隐静脉、贵要静脉、乳内动脉及桡动脉等血管，在冠状动脉的远端及近端之间建立通道，使血液由左心室泵出后由主动脉经过新的血管桥，流向病变血管，绕过冠状动脉病变梗阻部位，到达需要供血的心肌，从而有效减轻患者心室功能障碍、心肌缺氧缺血引起的心绞痛症状和治疗冠心病的一种手术方式^[10-12]。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教育已成为护理工作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健康教育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且应用广泛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可以促进患者行为改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健康的意识逐渐增强，希望能在家里与医护人员通过更方便、快捷、轻松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健康信息，使患者得到更多的疾病指导。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广泛覆盖和快速发展，以及第三方平台的不断开发，微信这种新型的多媒体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其优点是操作简单、有效、投入少，减少了传统健康教育所带来的受时间、地点及经济条件的不良影响，患者可反复随时随地的查看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生动直观、内容形式多样，还能在线随时互动，针对性和实用性均很强，弥补了电话随访的不足，健康教育内容可长期保存，当患者对所学知识有所遗忘时，可反复进行健康教育^[13]。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8年1月-2018年9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确诊为冠心病并择期成功实施CABG的127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入院前均没有接受过CABG手术的相关知识的专业培训。

1.2纳入标准：1）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诊断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2）首次单纯择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研究者知情同意，无精神疾病及认知障碍且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3）患者有手机或固定座机；4）出院后日常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

1.3排除标准：1）术前合并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如心脏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严重肝肾疾病、恶性肿瘤；2）病情较重，需要绝对卧床休息者；3）听力障碍及运动功能障碍者；4）运动诱发哮喘者。

1.4研究方法：研究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实施心外科常规住院护理及出院指导，出院后随访一次，用于搜集数据；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微信健康教育的干预。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字。

1.4.1干预方法：建立微信平台及微信护理团队

建立微信平台下的网络公众账号“健康教育平台”，建立科室公用微信群账号“CABG患者”。延续护理团队除研究者外，分别由2名护师，护士长，心外科医生个1名组成。团队人员均需要经过统一的专业培训，不但要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还要熟练掌握延续护理的相关专业知识，并且能熟练应用微信软件。

与患者建立联系

患者出院前均发放统一的联系卡（印有“健康教育平台”和“CABG患者”的二维码及功能介绍），由护士确认扫描这2个二维码，加入群聊，同时向患者及家属介绍功能及用法，前者是推送冠心病及冠状动脉搭桥的相关知识和健康教育，后者则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指导并接受咨询，为患者的沟通交流搭建平台。

1.4.2功能及推送内容

健康教育平台：每周定期向患者推送健康教育的内容，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出现。内容在推送前须经医生审核，再由护士负责操作推送，护士长负责监督管理。内容包括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定义、危险因素、病因、症状），冠状动脉搭桥的术后护理（心理护理、运动、饮食护理、并发症预防、）

冠状动脉搭桥患者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接受患者咨询、实施个性化指导并了解反馈意见。

1.4.3干预的时间及频次

健康教育平台每周推送3次内容，CABG患者第一个月内对患者实施每周一次的个性化指导，第二个月两周一次，第三个月一次，总共七次。

2:干预的效果评价

出院前对两组患者进行基线资料的调查，延续护理干预3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进行生活质量及自我效能的评价。

2.1评价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生活质量量表、自我效能量表对CABG患者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

一般资料调查表

此量表由护理干预小组经商讨后自行设计，主要用于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医保类型、文化程度、心功能分级及疾病种类等。

生活质量量表

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the MOS 36 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进行收集。本研究采用的是SF-36生活质量量表进行生活质量评估，是1988年Stewartse研究的医疗结局研究量表的基础上，由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开发的，包括8个领域，36个项目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社会功能（SF）、身体疼痛（BP）、活力（VT）、总体健康（GH）、情感职能（RE）、健康变化（HT)及精神健康（MH）。本研究采用的是方积乾教授（中山医科大学）研发的SF-36（中文版）^[14]，评分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

慢性病自我效能量表

该量表由Lorig^[15]等人（美国斯坦福大学）设计出的，包含了慢性病患者共4个方面（症状管理、角色控制、情绪控制与医生的沟通）的自我效能，含有6个条目均采用1-10级评分法，其评分越高，自我效能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已被广泛使用。

3：资料收集

本研究由研究者本人亲自调查，遵循为患者保密及知情同意的原则（1）问卷均由研究者本人发放，尽量让患者单独完成，对于患者看不懂得条目，由研究者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填写，问卷当场收回，存在遗漏者，则应及时补充完整。（2）资料应由研究者和另一名不知情者共同录入，保证资料录入的准确性。

4：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对实验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进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两组间比较，进行t检验，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5：结果

5.1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冠心病患者127例，对照组63例，干预组64例。对照组在随访过程中死亡2例，失访3例，最后完成研究的为58例；其中男24例，女34例；平均年龄（65.26±8.476）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3.1%；省内异地医保占72.4%；心功能Ⅲ级占19%。干预组在随访过程中死亡1例，失访2例，最终完成研究的是61例，其中男30例，女31例；平均年龄（66.59±10.975）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1.1%；省内异地医保占77%；心功能Ⅲ级占16.4%。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医保类型、心功能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组患者均衡可比，见表1.

5.2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在生活质量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

（2）干预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的总分比较，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78.67±12.60）VS（62.22±12.88）]，说明干预组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干预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比较，除社会功能外，其余项目得分均明显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5.3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1）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总分与各维度得分比较，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干预后，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干预后，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总分比较，干预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各维度得分比较，干预组高于对照组，说明干预组患者的自我效能高于对照组。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5

6：结论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可不可以尽快得到身体和心理的恢复，护理方式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即护理人员选择哪种护理干预手段，使患者相关疾病知识增多和自我效能得到提升，进而使患者能够得到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减少危险因素，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针对微信健康教育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的护理干预效果进行以下讨论。

（1）微信健康教育对CABG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前，学者对生活质量有不同的理解。生活质量是对个体生理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进行全面性评估的综合指标。随着生物-医学-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和治疗的目的不仅仅聚集在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更应看中患者生活质量（QQL）的改善^{[16, 17]}。本次研究将生活质量应用于CABG术后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患者SF-36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3个月的微信健康教育，生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除社会功能（SF）外干预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特别在总体健康（GH）、活力（VT）、精神健康（MH）、生理职能（RP）、身体疼痛（BP）、情感职能（RE）方面，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由此可见，通过微信健康教育，CABG术后患者改变了不良生活方式，提高了依从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最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2）微信健康教育对CABG术后患者自我效能的影响

自我效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指人们为实现某个特定领域的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和信念，Bandura认为主要是他人的间接经验、言语劝说、个体的直接经验、自身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等因素影响着自我效能^[18]。本研究制定的微信健康教育，干预后，干预组的自我效能总分、症状管理、情绪控制、角色功能、与医生沟通得分均比对照组患者得分提高，提示健康教育课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而提高生活质量。自我效能是健康行为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要促使个体真正将其付诸实际行动，需要患者有自信心和能力。

21世纪护理人员将成为健康教育的主要力量，是护理事业发展的趋势，微信健康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受到广大患者及家属的青睐。国外，很多学者认识到护理人员在患者的健康教育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好疾病知识的宣教，更要将微健康教育的护理干预模式应用于健康教育中，制定出更好的健康教育体系和量化目标，使护理教育模式更科学化和规范化，最终推动我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Ford E S, Capewell 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ortality among young adults in the U.S. from 1980 through 2002: concealed leveling of mortality rates[J]. J Am Coll Cardiol,2007,50(22):2128-2132.

 [2] Mozaffarian D, Benjamin E J, Go A S,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6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2016,133(4):e38-e360.

 [3]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征订启事[J].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6,13(6):643.

 [4] Zhu K F, Wang Y M, Zhu J Z, et al. National prevalenc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 systematic review[J]. Eur J Prev Cardiol,2016,23(5):530-543.

 [5] Rong Y, Chen L, Zhu T, et al. Egg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dose-response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J]. BMJ,2013,346:e8539.

 [6] Moran A, Gu D, Zhao D, et al. Futur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 markov model and risk factor scenario projections from 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olicy model-china[J]. 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2010,3(3):243-252.

 [7] Turner D A, Paul S, Stone M A,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a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eart failure in primary care[J]. Heart,2008,94(12):1601-1606.

 [8] Tokgozoglu L, Pehlivanoglu S, Kultursay H, et al. Which patients have the highest cardiovascular risk? A follow-up study from Turkey[J]. Eur J Cardiovasc Prev Rehabil,2005,12(3):250-256.

 [9] Szczepanska-Gieracha J, Morka J, Kowalska J, et al. The role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the evaluation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fficacy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surgery[J]. Eur J Cardiothorac Surg,2012,42(5):e108-e114.

[10] Pietrzyk E, Gorczyca-Michta I, Michta K, et al. [Depression in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J]. Psychiatr Pol,2014,48(5):987-996.

[11] Khan Z, Latif F, Dasari T W. Internal mammary artery graft dissection: a case-based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brief review[J]. Tex Heart Inst J,2014,41(6):653-656.

[12] Firouzian A, Darvishi K H. Can Glycyrrhiza glabra L. reduce delirium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J]. Forsch Komplementmed,2014,21(6):418-419.

[13] 贾楠楠，王亚东，杨丽. 微信在社区慢性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4,30(4):292-293.

[14]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2005光盘版)出版[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014(9):M4.

[15] Lorig K. Outcome measures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 health care interventions[M]. 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6.99.

[16] Bianco T, Cillo U, Amodio P,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related to hepatitis C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Blood Purif,2013,36(3-4):231-236.

[17] Sumskiene J, Sumskas L, Petrauskas D, et al. Disease-specific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liver cirrhosis patients in Lithuania[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06,12(48):7792-7797.

[18]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aggression[J]. J Commun,1978,28(3):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