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时代政治变革对目前中国改革的影响

张仕骏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710065）

摘要：华夏的千年文明史，也是一部农耕历史。炎黄子孙从游耕到定居农耕，在神州大地上写下了人类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农耕文明篇章。王朝更迭如过眼云烟，不变的是农耕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将中国逐渐推向“世界之中国”。纵观中国千年政治文明史，历史总以大浪淘沙般将岁月洗涤，唯有改革如珍珠般璀璨充满时代之光。当下的中国人要具有全球视野，以自我“改革”为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持续求变，稳定发展，寻找中国的新定位，共谋民族复兴。

关键词：农耕文化，改革，历史

前言

华夏的千年文明史，也是一部农耕历史。炎黄子孙从游耕到定居农耕，在神州大地上写下了人类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农耕文明篇章。王朝更迭如过眼云烟，不变的是农耕文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将中国逐渐推向“世界之中国”。新时代的到来注定旧时代的终结，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将我们的“天朝梦”击碎；以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状况已难以适应人类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成为时代潮流。要适应时代发展就必须进行变法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农耕时代的政治变革，很好的阐释了往日中华，王朝由盛转衰的事实，也为今日之中国指出了图强之道，欲强国必以改革为己任，为天下先，共创盛世。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农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我们循规蹈矩，遵循天气的变化进行固定的生产生活，基于这样稳定的生活状态，小农经济塑造了中国特有的以农耕文化，同时塑造了趋向安定又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虽然我们吸纳了游牧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精华，但仍以农耕为主流；小农经济所追求稳定性，也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同样追求稳定性，这就塑造了保守的政治文化。以秦史为例，秦人占据关中，泾渭平原的肥沃为秦国的农耕经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经六世经营终于在嬴政之时一扫六合定天下，嬴政希望秦朝基业能千秋万代稳固地传承下去，号称“始皇帝”，由此可见，我们最终所追求的是“通则久”、“统则久”。

在变革的问题上，西方的文明时代比我们更具优势，以爱琴文明为例，希腊半岛地形狭窄，土壤贫瘠，根本就不具备发展农耕经济条件，因而他们不得不走向海洋，与自然抗争，他们看惯了乱石穿云、惊涛拍岸，复杂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勇敢、冒险、开拓的性格与品质，他们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更懂得因时、因势而变。

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只有掌握最高权力才拥有划分“资源”（土地，钱财，人才等）的资格，以此实现社会力量的整合，矛盾的协调，从而达到某一团体或家族的利益诉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断地“推算”验证了这一结果的准确性，我们的“变”与“不变”都在追求一个目标——社会的可持续性（也是政权的稳定性）。经过时间的反复验证，这一“推算”产生的结果成为了一条定律，并逐渐的积淀为一种保守的民族意识。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情景：一群人长期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戮力同心，殚精竭虑，一旦目标实现便沉醉于自我开创的“大业”，少有人知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理，直到他们在历史中折戟沉沙。

我以为：这些人是“土地”上长出的树苗，从他们生下来便带有土地赋予他们的基因，即使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仍然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保守性，跳不出自身特有的“文化圈”，因而保守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文化基础，厚重的农耕文化也成为了滋生阻碍改革“阻力”的土壤。

二、何为“变”，为何“变”？

“变法”之于国家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过程。一个人想要“形”好，必要长期坚持锻炼，克服一些过去不良的饮食习惯，若要达到“神”好，必以修心为先，这是一个痛苦的心志磨练。为达到“形”“神”兼备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最直接的反映的是“破”与“立”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的目的不外乎从以下几点：

1、增强国力的需要。为增强国力，谋求中兴之世，增强王朝的可持续性，“变法”是不可替代的方法和手段，这也是一个王朝为生存而产生的需求，但少有人能看到这种需求；这些变法这往往更加接近权力中心，不是王公大臣便是一国之君，如“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等。

2、时代的需要。有的政治家看到了国家与时代的需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一定是物质上，更多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为达自身诉求推行“变法”。如“张居正的改革、戊戌变法”等等。

三、“变法”，国之大事，不可不察。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帝王和政治家，都有他们的治国思想，他们在不断寻求变革，力求图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广纳贤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商鞅深得孝公信任并推行变法，奖励军功，重视农桑，废除井田，但其一些改革举措损害了秦国贵族的利益，最终，商鞅而遭车裂之刑而死，人虽死但制存，经数年经营，终再造强秦，一统天下。

又如，明朝中叶，承平已久，官吏贪污腐化，吏治一片混乱，此时北方蒙古有不断挑衅，明朝廷向百姓增加税收填补边防开支，百年之基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阁首辅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推行新政，经济上重新丈量清查土地，彻查漏税田产，至万历八年全国查实征粮土地比弘治时期增加近三百万顷，税赋大增，并推行“一条鞭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青年将领镇守边关，加强边防，有效的维护了国家稳定，并为新政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得到极大发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这一系列举措延续了明王朝上百年的寿命，但同时触犯了官僚地主等保守势力的利益，张居正离世后被抄家，人死制未存，万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由史可知，古人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最高权力协调划分使社会人力，物质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总体趋势是：改革者将自己的需求同国家的需求实现了完美嫁接，通过“变法”将资源重新“配置”，将自己划入新势力范围内，而当这个新势力集团一旦形成，而保守势力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从而打破原有政治文化上的生态平衡。改革派被不断的打压，保守派则处于稳固的地位。一旦改革派被打压，则改革就停止；试想，一个被保守势力充斥，而没有革新力量的国家，其前途可想而知。

四、借古开今，治世循道，不必法古。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出现了“境内之民皆言治”的局面。结束割据、实现统一历来是中国历史的核心议题。每一个新朝的初期都会出现大治之局面，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愈向后发展，愈显后劲不足，都是繁华一去，孰强、孰弱，都付后人笑谈之中。一个国家的改革永远应当是持续的“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证明了这一点。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到1992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建设一路高歌猛进，最终于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已是经济强国，人均GDP水平很低，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局面，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逐渐暴露，由经济发展到质量上的转变已迫在眉睫。以当下的文化市场为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的一些文化产品粗制滥造，毫无时代价值却“走红”，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被资本控制的文化市场。他们不知道如何修建文化道路，却毁灭着前人的道路。文化产业虽说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文化的复杂性（文化难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又决定了这种产业规范的复杂性，但不能因为其复杂，就不去解决。

中国未来的改革重心必将转向政治改革，其原因在于：经过四十年经济基础的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总体经济格局已形成，但我们还没有一个与之适应的上层建筑跟进。每一次的政治改革都是对经济改革的“松绑”，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放缓经济的发展使之稳中有进，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体系，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结语：

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千年政治文明史，历史总以大浪淘沙般将岁月洗涤，唯有改革如珍珠般璀璨，充满时代之光。古语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下的中国要有跨域式全球视野，以自我“改革”为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在过去与未来中寻找中国的新定位，共谋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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