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miRNA作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早期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前景

陈怡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省 福州市 350005

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J01178）；2015福建省卫计委医学创新课题（2015-CX-22）

1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和阿尔茨海默病（AD）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是指麻醉手术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术后认知能力、精神行为、社交能力等方面的变化， 多用精神心理测试工具来进行评估。1955年贝德福德在柳叶刀杂志首次描述了老年人术后这一并发症^[1]。随着外科手术的发展，及社会老龄化的进程，POCD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我们发现POCD 中持续时间的定义是模糊，其可以是一周，数月，甚至是数年，但多项研究数据表明心脏手术的患者比非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POCD持续时间长。研究还发现了3个月时的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手术后15个月认知功能下降有关，并作为一年后个人认知功能下降有价值的预后因素。目前较为认可的POCD的危险因素主要有:1、患者因素：高龄、酒精滥用、低教育水平、认知功能贮备的降低（包括神经血管损伤、脑卒中、及无症状的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抑郁、术前抗胆碱药物的使用。2、手术因素：长时间手术，胸腹部及心脏大手术等。3、麻醉因素：麻醉剂的类型、术中严重的内环境紊乱、低氧低灌注导致器官缺血^[2]。

曹译匀等和周阳等对目前POCD的机制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其可能的机制如下：1、携带易感基因载脂蛋白 E基因，apoE 携带与脑皮质及海马区 β 淀粉样变、神经纤维缠结的发生有关。2、胆碱能系统功能下降，研究表明术后中枢胆碱能系统功能改变与 Aβ蛋白有很大关系，而烟碱样受体（nAChＲs）是Aβ神经毒性的主要靶点。3、神经递质或受体异常。4、应激与肾上腺皮质激素过度分泌，激活海马及其他部位(如前额叶皮层)的激素受体，从而诱导树突状重组和谷氨酸能活性改变，出现海马神经元损害，导致认知功能障碍。5、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和血脑屏障（BBB）通透性发生改变，及BBB完整性的破坏。6、β淀粉样蛋白（Aβ）形成学说，脑内沉积的Ａβ可诱发神经元凋亡，具有神经元毒性作用，其中 Aβ42已被证明其毒性更强、更容易形成淀粉样原纤维。上述部分危险因素和机制与阿尔茨海默病（AD）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已经有部分动物模型及临床研究表明POCD和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生机制可能有重叠^[3]，包括蛋白质异常,突触衰竭,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凋亡,载脂蛋白Eε-4型等。特别的是，一些临床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学标志物脑脊液β淀粉样蛋白的水平与术后POCD的发生有一定联系^[4-6]。

2 MiRNA

miRNA是一类重要参与基因表达转录后调控的小蛋白编码RNA（〜22 nt），在许多生物学过程如发育，增殖，炎症和细胞凋亡都发挥重要作用。Treiber等人已经对miRNA途径的生物发生和作用进行了全面的综述，简而言之，miRNA主要在3'非翻译区（3'UTR）中通过结合mRNA（mRNA）序列起作用，这一靶向行为导致mRNA模板的降解或翻译抑制，从而引起蛋白质产量总体下调。miRNA可以靶向作用于多种神经变性疾病相关基因，目前已经能够通过体内高通量分析技术检测到miRNA在神经变性疾病或随年龄增长的变化。我们发现，miRNA的多样性和基因调控能力在脑中有特别价值，与脊椎动物的其他组织相比，大脑表达miRNA数量最丰富，因为其具有多种细胞类型，包括神经元和非神经元（例如星形胶质细胞），但是只有少数miRNA以脑特异性或脑富集的方式表达,尽管如此，一些普遍表达的miRNA的时间依赖性积累对于适当的神经发生也是必需的。

除了作为细胞活性调节剂在细胞内存在，miRNA也在体液（包括血清和血浆）中以无细胞形式循环。这些无细胞的miRNA是高度稳定的，耐恶劣条件，包括热，pH变化，冷冻、融化循环和长时间的储存。目前关于循环miRNA的起源主要有两个理论假说，第一个假设miRNA在组织损伤期间被动释放到循环中;第二个假设是保护免受核糖核酸酶活性的无细胞miRNA通过微泡，外来体或RNA结合蛋白从各种细胞类型的质膜中脱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血清中检测到许多的miRNA上调在癌症中上调，而大多数的miRNA在阿尔茨海默病中下调。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血液中miRNA的表达变化在筛选阿尔茨海默病（AD）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者中具有巨大的潜力，本文将列举部分已经AD或MCI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不同，并有望成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早期生物标志物的的血液中miRNA。

2.1中枢系统炎症与miRNA

神经受损或中枢炎症均可以活化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并参与神经病理过程，活化的小神经胶质细胞可通过释放细胞因子（TNF-α，IFN-γ，IL-1β），从而通过激活胱天蛋白酶，NF-κB介导的有害酶（COX-2，iNOS）的活化导致氧化应激，或者在多巴胺能神经元内直接诱导COX-2等导致神经元凋亡。而星形胶质细胞则通过摄取突触传送体调节突触活性，并通过释放神经营养因子，产生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消除自由基，从而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证明，miR-181c在成熟CNS中以高水平存在,在缺氧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神经炎症中miR-181c通过抑制TLR4表达抑制NF-κB活化和下游促炎介质产生，在成年大脑中miR-181的表达由炎性刺激动态调节，并在神经炎症的实验模型中改变星形胶质细胞的增殖及其对死亡的敏感性^{[7, 8]}。Tan L等^[9]的一项大样本和Geekiyanage H 等^[10]的一项小样本的研究均显示miRNA-181c的显著下调在区分AD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并在Tan L等的研究中显示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AUC值0.74，灵敏度75%，特异性64%)。

转录因子NF-κB不仅是脑内神经炎症的重要通路，而且最近研究发现其涉及突触可塑性，学习和记忆。它在神经元中的激活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TNF-α）、嗜中性粒细胞神经生长因子（NGF）、Ca²⁺、神经递质、神经酰胺、活性氧（ROS）等，重要的是，NF-κB活化和NF-κB敏感基因（包括miRNA前体）启动子的结合有助于转录数百种潜在致病基因，因此具有压制细胞的抗氧化、抗炎、防御，同时改变神经细胞功能特性的能力。研究发现在AD脑中NF-κB敏感的脑中富含的miRNA主要有miRNA-9、miRNA34a、miRNA-125b、miRNA-146a和miR155，其中 miRNA-125b和miRNA-146a整合的miRNA-mRNA相互作用，通过下调下游靶标，如CDKN2A, IRAK-1、15-脂肪氧合酶（15-LOX），突触蛋白-2（SYN-2），补体因子H（CFH）和四糖蛋白-12（TSPAN12），参与进行性致病性先天缺陷免疫信号，神经营养支持、突触发生、和AD大脑中的淀粉样变。在Galimberti等^[11]的一项小样本量队列研究发现与非神经炎性病（NINDC）受试者相比，AD患者血清miRNA-125b显著下调（AUC值为0.82）。相同的，Tan L等^[9]在一个大样本量的人群中同样观察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D患者血清miRNA-125b显著下调（AUC值为0.85，灵敏度81%，特异性68%）。Dong H等^[12]的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D患者血清miRNA-146a的下调（AUC值为0.85），但在MCI患者却观察到显著上调，这种不一致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可能反映了疾病进展中的复杂过程，AD起始过程中miRNA的病理作用可能导致MCI miRNA水平上调, 此外，AD中低血清miRNA的水平可能是由于其相对较低的神经元密度、低炎症和高淀粉样变性。同样地，Kiko.T等^[13]的研究结果显示AD患者的血浆miR-146a水平显着低于对照组。miRNA-9是脑特异性和富含的miRNA,但它在不同受试者群体的不同生物流体中表达不一致，与健康对照组相比，Tan L等的研究中AD患者血清miRNA-9上调，而Kiko.T等的研究中血浆miRNA-9水平下调。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miR-9的不同靶标及其在疾病病理发展中的作用，miR-9的下调增加BACE1的表达活性，增加Aβ42的产生，MiR-9通过调节补体因子H（CFH）也参与AD炎症和氧化应激途径，并可以响应于白介素1β而上调。这是否提示不同人群的研究中变化相对一致的血清miRNA-125b和miRNA-146a是与AD存在共同病理改变和机制的POCD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miRNA-155在人类大脑皮质和视网膜中也很丰富，与miRNA-146a具有约45％的序列同源性, 特别地，miRNA-146a和miRNA-155在CFH mRNA 30-UTR中具有部分重叠的识别位点，miRNA-146a和miRNA-155共同定义了CFH 30非翻译区域中的重叠MiRC区域，其中这些miRNA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几项额外的研究表明，miRNA-146a和miR-155共同在调节人体各个组织中保守的先天免疫反应和慢性炎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4]。Wu C等^[15]在110例结肠癌腹腔镜术后的发生POCD研究中，发现CRP，TNF-α，IL-6，尿素，肌酐和miRNA-155的血清水平与结肠术后发生POCD高度相关，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后显示，miRNA-155的血清表达升高是手术后POCD的独立预测指标（OR：2.732; 95％CI 1.415-5.233;P= 0.002）。

细菌内毒素脂多糖（LPS）所致的神经退行性小鼠模型研究发现，由LPS激活外周小胶质细胞产生炎症因子，同时LPS增加炎症细胞因子转录，加重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增加tau蛋白磷酸化。如果这种“一过性”神经炎症反应不消退，会导致继发的损伤即通过新产生的单核细胞趋化蛋白吸引CCR2表达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经血脑屏障进入脑实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巨噬细胞合成和释放的各种促炎因子干扰记忆等认知过程。体内、外的人和小鼠巨噬细胞活化模型研究表明IL-4 / STAT6信号诱导的miR-342-3p能够通过靶向抗凋亡基因网络（包括Bcl211）来控制巨噬细胞存活，是巨噬细胞数量的有效负反馈调节剂^[16]。Tan.L等^[17]分析了208份AD血清样本和205例对照血清样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AD患者的MiR-98-5p，miR-885-5p，miR-483-3p，miR-342-3p，miR-191-5p和miR-let-7d-5p显示出显着不同的表达水平。在6种miRNA中，下调的miR-342-3p具有最佳灵敏度（81.5％）和特异性（70.1％），与迷你精神状态检查评分相关。Cheng.L等 ^[18]的研究也显示了血清外来体中的miR-342-3p显著下调区分AD患者和健康对照组。

2.2 β-淀粉样蛋白与miRNA

β-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切割酶1（BACE1）是AD中重要的蛋白质编码基因。BACE 1蛋白是切割β-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以产生神经毒性β-淀粉样蛋白肽Aβ1-42的限速酶。BACE 1在神经元富集，其表达在转录后调节。miRNA参与BACE1调控，其中miR-107通过与BACE1mRNA3-UTR靶位点的相互作用调节BACE1表达，并且在AD脑的颞叶皮层早期下调^[19]。Leidinger P等^[20]在一项队列研究中，与健康与对照组相比，血浆hsa-miR-107在AD患者中下调，而在MCI患者中上调。Wang T等^[21]在一项较大样本量的研究中显示AD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的miRNA- 107表达相关。AD，轻度认知障碍（MCI）和健康对照组血浆miRNA-107和BACE1 mRNA基因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血浆miRNA -107表达在aMCI患者与健康人群之间有较高的分辨率（准确率为91.9％，敏感度为98.3％，特异度为82.7％）。Wang T等^[22]在一项小样本量的研究得出了上述一致的结论，与健康对照人群相比，AD患者血浆miRNA-107下调，BACE1 mRNA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皮质的皮层厚度及表面积的减少有关。Jiao Y等^[23]的小鼠模型中用天然香豆素衍生物osthole治疗显着上调miR-107表达，并抑制miR-107的靶标BACE1，减少皮质和海马区β淀粉样蛋白水平，改善小鼠学习和记忆功能。

miR29a / b簇的表达降低与在AD的前颞皮层BACE1蛋白表达呈负相关，体外培养的神经元中miR-29a / b-1水平下降可导致细胞培养物中Aβ产生的增加^[24]。Geekiyanage H 等^[10]的一个小样本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CI和AD患者血清miR29a / b显著下调。Yang G 等^[25]在一个较大样本量的研究中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相比，没有发现AD患者外周血miR-29a / b的差异表达，而外周血miR-29c的显着降低，与BACE 1的表达增加呈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miRNA在不同组织样品中的表达水平不同。与Zong Y等^[26]的转基因小鼠模型研究中表明miR-29c可能是BACE1蛋白表达的内源调节因子，以及Lei X等^[27]研究所表明miR-29c在散发性AD脑中下调，通过靶向作用于BACE 1的3'UTR，降低BACE1表达，并在体外下调Aβ沉积的结论一致。

在阿尔茨海默病转基因小鼠小鼠的模型中显示了miR-132通过作用于ERK / MAPK参与调节与Aβ沉积和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聚集^[28]。值得注意的是，miR-132也参与神经元的可塑性和突触功能，神经炎症和乙酰胆碱酯酶表达的调节，而活性诱导的CREB依赖性miR-132转录也有助于记忆形成和认知^[29]。而miRNA-134作为脑特异性的miRNA,通过靶标Limk1、CREB、剪接因子SC35、等参与控制突触蛋白合成和可塑性，调节记忆，修改选择性剪接和胆碱能神经传递^[30]。Sheinerman KS 等^{[31, 32]}的一项小样本量纵向队列和一项大样本量横断面队列研究中，均显示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相比，MCI与AD患者的血浆miRNA-132家族（miR-128 / mir-491-5p，miR-132 / mir-491-5p和mir-874 / mir-491-5p）和血浆miRNA-134家族（miR-134 / miR-370，mir-323-3p / mir-370和mir-382 / mir-370）水平显著升高，且具有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是miRNA-132家族：AUC值0.98，敏感性96%，特异性96%，准确性96%，miRNA-134家族：AUC值0.93，敏感性80%，特异性94%，准确性87%。该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miRNA-132家族和miRNA1-134家族均不能区分MCI患者和AD患者，且AD患者两个miRNA家族血浆水平低于MCI患者。可能的解释有：1、许多突触和神经炎是该疾病的早期阶段，在AD的后期阶段，排泄的突触/神经突miRNA的总量减少，2、在AD的后期阶段，参与病理进展的神经元区室，神经胶质细胞或脑区域中，血液中其他脑富含miRNA（生物标志物对中的分母）的浓度可能增加。另一点是关于“miRNA对”的概念，研究证明miR-491-5p是miR-132家族优选的归一化剂，而miRNA-370是miRNA-134家族优选的归一化剂，如果归一化剂相互替换，灵敏度和特异性均会下降，虽然这种偏好的性质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现象可以提示我们在miRNA的检测中注意最佳归一化剂的选择。Xie B等^[33]的横断面队列研究中也显示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MCI的血清miR-132水平显著升高（AUC值 0.912）。

3 总结

目前用于检测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方法主要有一下几类：1、认知性能测试：包括面试，问卷调查，精神状态检查和神经心理测试。精神状态的评估中的迷你精神状态考试（MMSE）在术后恢复研究中最常用，而神经心理测试为POCD提供了最可靠和最敏感的指标。考虑到个体认知的基础差异性，认知性能测试在术前和术后均应进行评估，使操作繁琐，工作量大，并且目前没有正式的标准用于评估和诊断与手术相关的这种精神障碍，也没有国际公认的诊断POCD的理想测试。2、生物标志物：包括中枢炎症反应相关标志物，神经损伤相关标志物，淀粉样蛋白β（Aβ）和tau蛋白，尿中的代谢水平标志物等。一项关于外周炎症标志物在POCD中作用的Meta分析纳入了13项的研究结果，显示与非POCD组相比，POCD患者在S-100β和白介素（IL）-6有较大差异，而在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白细胞介素-1β或肿瘤坏死因子-α无明显差异^[34]。最近的一项伴或不伴有体外循环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后长期认知衰退研究中，经典神经元损伤相关生物标志物（包括脑脂肪酸结合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和S100钙结合蛋白β）与短期或长期的术后认知衰退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确^[2]。3、影像学检查：如脑结构磁共振（MR）图像、CT灌注扫描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35-37]，虽然提高了灵敏度和特异性，但不适用于一线筛查。4、术中脑氧饱和度监测：可以评估脑氧供需平衡状况和脑血流变化情况，尤其是近红外光谱仪（NIRS），对术中麻醉管理具有一定指导价值。但是rSO2监测用来预测POCD的可靠性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肯定，同时由于个体rSO2基线值存在差异，没有明确的估计脑组织损害的rSO2界值,因此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术前和术中rSO2与POCD发生的关系。

鉴于上述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分子机制的探讨。研究表明由于细胞、组织损伤，如急性心肌梗死（MI），动脉粥样硬化，非小细胞肺癌，神经变性疾病和骨关节炎，miRNA表达可以在血液中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miRNA的表达变化不仅发生在血液中还可以在其他体液中。因此，循环miRNA是疾病监测的有吸引力的候选者，可作为疾病进展中有价值的预后指标。据预测，体液中的MiRNA表达比常规生物标志物更早发生。在常规生物标志物如炎症和修复的标志物包括C-反应蛋白，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蛋白质在循环中可以检测到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大量的组织损伤。探索更好的生物标志物以用于早期发现疾病至关重要。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中血液miRNA应用的临床研究数量较少，本综述中仅发现一例，但与AD和MCI患者的相关血液中miRNA已有一定的研究进展，本文的目的旨在从已知用于区分AD或MCI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不同的血液中miRNA中寻找可能与术后认知功能相关的线索，为其在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选择脑富集和脑特异性的miRNA，当血液中miRNA水平发生变化，其原因最可能来自于脑组织，而不是其他器官组织。特别地，当从血液中分析细胞外miRNA时，应考虑注意患者的禁食状态和采血程序，如抗凝血剂和针头大小，萃取方法因报告而异，而关于起始液体体积，特别是萃取效率的信息常常缺失。这些信息的获得能为调查人员提供规范的程序，也可以使不同人群的队列研究有可比性。体液中的细胞外miRNA作为生物标志物尚处于起步阶段，对miRNA的进一步探索研究不仅能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提供早期预测因子，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其发生机制及神经病理改变，更有希望成为目标导向治疗的靶点。

[参考文献]

[1] Bedford PD. Adverse cerebral effects of anaesthesia on old people[J]. Lancet (London, England). 1955;269:259-63.

[2] Kok WF, Koerts J, Tucha O, et al. Neuronal damage biomarker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at risk of long-term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J]. Anaesthesia. 2017;72:359-69.

[3] Xu Z, Dong Y, Wang H, et al. Age-dependent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related neuropathology in mice[J]. Scientific reports. 2014;4:3766.

[4] Ji MH, Yuan HM, Zhang GF, et al. Changes in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biomarkers in aged patients with early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following total hip-replacement surgery[J]. Journal of anesthesia. 2013;27:236-42.

[5] Xie Z, McAuliffe S, Swain CA, et al. Cerebrospinal fluid aβ to tau ratio and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change[J]. Annals of surgery. 2013;258:364-9.

[6] Evered L, Silbert B, Scott DA, et al. Cerebrospinal Fluid Biomarker for Alzheimer Disease Predicts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J]. Anesthesiology. 2016;124:353-61.

[7] Zhang L, Li Y-J, Wu X-Y, et al. MicroRNA-181c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oxygen-glucose-deprived microglia by targeting Toll-like receptor 4[J]. 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 2015;132:713-23.

[8] Hutchison ER, Kawamoto EM, Taub DD, et al. Involvement of miR-181 in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s of Astrocytes[J]. Glia. 2013;61:1018-28.

[9] Tan L, Yu JT, Liu QY, et al. Circulating miR-125b as a biomarker of Alzheimer's disease[J]. Journal of the neurological sciences. 2014;336:52-6.

[10] Geekiyanage H, Jicha GA, Nelson PT, et al. Blood serum miRNA: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Experimental neurology. 2012;235:491-6.

[11] Galimberti D, Villa C, Fenoglio C, et al. Circulating miRNA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Alzheimer's disease[J].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 JAD. 2014;42:1261-7.

[12] Dong H, Li J, Huang L, et al. Serum MicroRNA Profiles Serve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J]. Disease markers. 2015;2015:625659.

[13] Kiko T, Nakagawa K, Tsuduki T, et al. MicroRNAs in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as potential marke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J Alzheimers Dis. 2014;39:253-9.

[14] Lukiw WJ, Andreeva TV, Grigorenko AP, et al. Studying micro RNA Function and Dysfunc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J]. Frontiers in genetics. 2012;3:327.

[15] Wu C, Wang R, Li X, et al. Preoperative Serum MicroRNA-155 Expression Independently Predicts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Colon Cancer[J].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2016;22:4503-8.

[16] Czimmerer Z, Varga T, Kiss M, et al. The IL-4/STAT6 signaling axis establishes a conserved microRNA signature in human and mouse macrophages regulating cell survival via miR-342-3p[J]. Genome medicine. 2016;8:63.

[17] Tan L, Yu JT, Tan MS, et al. Genome-wide serum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dentifies serum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J Alzheimers Dis. 2014;40:1017-27.

[18] Cheng L, Doecke JD, Sharples RA, et al. Prognostic serum miRNA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shows concordance with neuropsychological and neuroimaging assessment[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15;20:1188-96.

[19] Wang WX, Rajeev BW, Stromberg AJ, et al.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 miR-107 decreases early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may accelerate disease progression through regulation of beta-site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cleaving enzyme 1[J].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2008;28:1213-23.

[20] Leidinger P, Backes C, Deutscher S, et al. A blood based 12-miRNA signature of Alzheimer disease patients[J]. Genome biology. 2013;14:R78.

[21] Wang T, Chen K, Li H, et al. The feasibility of utilizing plasma MiRNA107 and BACE1 messenger RNA gene expression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15;76:135-41.

[22] Wang T, Shi F, Jin Y, et al. Abnormal Changes of Brain Cortical Anatomy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Plasma MicroRNA107 Level in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2016;8:112.

[23] Jiao Y, Kong L, Yao Y, et al. Osthole decreases beta amyloid levels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R-107 in Alzheimer's disease[J]. Neuropharmacology. 2016;108:332-44.

[24] Hébert SS, Horré K, Nicola L, et al. Loss of microRNA cluster miR-29a/b-1 in 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correlates with increased BACE1/beta-secretase express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6415-20.

[25] Yang G, Song Y, Zhou X, et al. MicroRNA-29c targets β-site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cleaving enzyme 1 and has a neuroprotective role in vitro and in vivo[J].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2015;12:3081-8.

[26] Zong Y, Wang H, Dong W, et al. miR-29c regulates BACE1 protein expression[J]. Brain research. 2011;1395:108-15.

[27] Lei X, Lei L, Zhang Z, et al. Downregulated miR-29c correlates with increased BACE1 expression in 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 2015;8:1565-74.

[28] Hernandez-Rapp J, Rainone S, Goupil C, et al. microRNA-132/212 deficiency enhances Aβ production and senile plaque deposi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triple transgenic mice[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6:30953.

[29] Salta E, Sierksma A, Vanden Eynden E, et al. miR-132 loss de-represses ITPKB and aggravates amyloid and TAU pathology in Alzheimer's brain[J].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2016;8:1005-18.

[30] Adlakha YK, Saini N. Brain microRNAs and insights into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brain enriched miRNA-128[J]. Molecular Cancer. 2014;13:33-.

[31] Sheinerman KS, Tsivinsky VG, Crawford F, et al. Plasma microRNA biomarkers for detection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Aging. 2012;4:590-605.

[32] Sheinerman KS, Tsivinsky VG, Abdullah L, et al. Plasma microRNA biomarkers for detection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biomarker validation study[J]. Aging. 2013;5:925-38.

[33] Xie B, Zhou H, Zhang R, et al. Serum miR-206 and miR-132 as Potential Circulating Biomarkers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 JAD. 2015;45:721-31.

[34] Peng L, Xu L, Ouyang W. Role of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 A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3;8:e79624.

[35] Song Z, Fu P, Chen M, et al. Association of CT perfusion and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after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J]. Neurological Research. 2016;38:533-7.

[36] Forsberg A, Cervenka S, Jonsson Fagerlund M, et al. The immune response of the human brain to abdominal surgery[J]. Annals of Neurology. 2017;81:572-82.

[37] Sato C, Sekiguchi A, Kawai M, et al. Postoperative Structural Brain Changes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J]. PLoS ONE. 2015;10:e014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