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金时代》与《萧红》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刘相如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  要：新世纪以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题材电影是中国女性意识不断发展变化的真实生动的影像载体，影片《黄金时代》与《萧红》均以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萧红的一生为再创作的题材对象，创作时代背景也大抵相同，但却体现出鲜明的性别政治差异。两部影片在叙事结构、情节编排、叙述声音与观影距离上的对比，体现出男性导演与女性导演在结构影片时的不同性别指向。

关键词：《黄金时代》；《萧红》；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引言

1986年，苏珊·S·兰瑟在其文章《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指出，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叙事学二者各有缺陷，女性主义研究者往往将目光局限于情节层面，而叙事学只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压制了作品对生活的摹仿和再现。因此，她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将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至今，成果显著，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应用大多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纯真年代》《逃离》《理智与情感》等。事实上，这一理论对于电影研究而言也极具启发意义。

新世纪以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也可窥见一斑，以女性为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影片《黄金时代》与《萧红》均以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萧红的一生为再创作的题材对象，两部影片创作时代背景大抵相同，上映时间仅一年之隔。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为女导演许鞍华之作，而《萧红》为男导演霍建起所导。“影片中的叙述人有男女之分是既成的事实，这种区分并非是一种可以随意处置的‘小技巧’，而是关系到一个本文的叙述动力、情节结构乃至主题意图的结构性策略。”

按照托多罗夫的观点，叙事作品可被划分为“故事”层和“话语”层，“故事”层指叙事作品的表达内容，“话语”层则指叙事作品的表达方式。基于此，本文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研究视角，以《黄金时代》与《萧红》两部影片为研究对象，从叙事作品的“故事层”与“话语层”两个方面出发，对两部影片进行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试图探究男性导演与女性导演在构建女性题材电影时，其性别差异是否会对影片产生影响，会产生何种影响，又是以何种手段产生影响的。

二、可见与不可见：“故事层”之异

    尽管《萧红》与《黄金时代》均以女作家萧红为题材对象，但两部影片在结构故事文本上却不尽相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与情节编排两个方面。

（一）叙事结构：因果式线性结构与散文式拼凑结构

电影《萧红》将女作家萧红的爱情经历作为主要叙事线索和表现内容，以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四段情感经历为轴，串联起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尽管影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但其叙事结构主要还是以线性时间戏剧化展开故事、叙事链单一、情节结构环环相扣、故事结局逻辑严密的因果式线性结构。

不同的是，《黄金时代》在叙事结构上体现出鲜明的断裂性。影片开始，黑白影像中的萧红直视镜头自报家门：“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 年6 月1 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 年1 月22 日中午11 时逝世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 岁。”而后出现萧红童年的场景，辅以画外音自述。紧接着，镜头转到萧红与萧军在东兴旅馆的对话，随即又切回童年的场景，之后由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友人罗烽、白朗、许广平、丁玲等人对其人生各个阶段进行讲述，并穿插各阶段的情节画面。影片的结尾，萧红童年的场景再次出现，画外音仍为萧红的自述，内容则出自其小说《呼兰河传》。影片正是通过萧红的自述、作品再现、相关人物的讲述，拼凑出其一生的经历。

对传记类电影而言，人物的多样性呈现必不可少。如果说《萧红》塑造的是一位情史丰富的女性萧红，那么，《黄金时代》塑造的则不仅仅是身为一名女性、更是身为一名作家的萧红。《萧红》将目光局限于萧红这位伟大作家的爱情一隅，极力放大其私生活，而对其身为作家的一面视而不见，这无疑会造成观众的虚假、片面认识。而《黄金时代》将萧红的一生通过散文式拼凑结构碎片化地呈现出来，消解了叙述权威，给予观众充分的思考空间。

（二）情节编排：依附的女性与独立的女性

除了叙事结构，两部影片在情节内容的编排上也迥然有异，这在对同一情节的不同刻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两部影片都有“二萧分离”这一情节，在《萧红》中，二萧的分离是因为萧红与萧军感情破裂，与端木蕻良展开了新恋情，因此她离开萧军，与端木蕻良一道去了武汉；而《黄金时代》中，两人分离是因为理念产生冲突，萧军想留下来打游击，而萧红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

    不同的情节编排指向了两种女性形象——依附的女性与独立的女性。可以说，《萧红》中的萧红成为男权社会下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始终作为边缘化的对象而存在。而《黄金时代》中的萧红，虽也无可避免地会依附于男性，但她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而非是一个因男性才有价值的客体。

三、有声与无声：“话语层”之异

在叙事学中，“话语”指的是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如果说“故事层”是“如何讲故事”，那么，“话语层”则是“谁在讲述”、“如何讲述”、“谁在受述”。显然，对两部影片的“话语层”进行铺陈对照，男性导演与女性导演在其中显现的性别政治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手段与技巧便昭然若揭了。

（一）叙述声音：权威性声音与客观性声音

在“话语层”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叙述声音”。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对叙述声音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加以研究，并考察导致作者选择特定叙述声音的历史原因。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所谓“作者型”叙述声音也就是全知叙述，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展开叙述往往具有较多的权威性。《萧红》的叙述声音便属于“作者型”，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结构全篇。而这类叙述声音令人不禁揣测，剧中情节及人物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究竟是客观展现，还是作者自身观念的表现载体。

所谓“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说，讲故事之人和故事主角为同一人。第三种叙述声音是“集体型”，兰瑟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三类：“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黄金时代》中，萧红的自述及画外音讲述在影片开头与结尾皆有呈现，属于“个人型”叙述声音。而其人生各阶段的经历通过友人、恋人、弟弟之述拼凑而成，属于“集体型”叙述声音。如萧红逃婚事件，先由萧红的弟弟讲述，之后是萧红自己的画外音自述，最后由作家舒群完成。相比于《萧红》极具权威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黄金时代》将充分展现人物内心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从多角度多侧面加以映现的“集体型”叙述声音相结合，一个更为客观、立体的萧红形象跃然荧屏之上，从而拒绝了男权话语的渗透与操控。在观影距离的把控上，两部影片也选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

（二）观影距离：古典叙事模式与“间离”效果

大卫·波德维尔等电影学者研究指出，古典好莱坞电影发展出来的古典叙事注重情节的因果逻辑关系，信息表达上注重传通，只有较弱的自我意识，其时空处理的特定方式，使“故事的世界成为一个有内在一致性的构成物”。换言之，古典叙事模式主张通过镜头组接、剪辑等处理方式，确保影片的流畅感与真实感，使观众忽略“大影像师”的存在，不让观众意识到“演”的痕迹，而沉浸于故事中。

不同于《萧红》的古典叙事模式，《黄金时代》恰恰希望打破“第四堵墙”，让观众不过分沉浸于故事之中，而是从故事中抽身出来，保持冷静、批判的心态，体会、感悟文本的深度意涵，即形成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片中多处出现视点的直接转换，如萧红与表哥私奔的场景中，表哥的视线先是跟随着萧红，当萧红转出画面外后，他的视线直接望向了摄影机；此外，丁玲与萧红谈话时，其视线也直接望向了银幕前的观众。视点的直接切换极大增强了影片的“间离”效果，使观众从沉浸式观影中脱离出来，带入自己的理性判断，从而避免了观众带有“窥淫”色彩的观看，避免了萧红成为被男性同情和窥视的对象，也避免了其成为男性欲望的符码载体。

四、结语

女性题材电影是中国女性意识不断发展变化的真实生动的影像载体，《黄金时代》与《萧红》在叙事结构、情节编排、叙述声音与观影距离上的对比，体现出男性导演与女性导演在结构影片时的不同性别指向。放眼中国影坛，借助于特别的方式，推波助澜地宣扬与维护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片不胜枚举。中国的女性主义之路该如何前行？女性题材电影该走向何处？这是当下我们必须反思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显杰，修倜.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J].当代电影，1994(11)：28.

[2]孙鹏.电影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思想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91-92.

[3]（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 .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3.

[4]（美）大卫•波德维尔.古典好莱坞电影：叙事原则与常规[J].李迅译.世界电影，199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