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小说的城、乡男性塑造

                    王念 

摘  要: 沈氏小说中的男性按地域来分，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一种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男子。一种是以农村为中心，湘西一带为域界的乡村男子。在城市男子中，去寻找现代文明带来的新鲜气息与时代的脉搏，不至于被历史褪去光辉的过去。在乡野男性身上追溯先辈留下的古朴纯情，一种民族传承的精神营养剂。两种截然不同视角去感知沈从文小说中人物刻画的情感倾向和性别差异。

关键词：城、乡男性；孤寂情怀；“文明”与“自然”

在湘西世外桃源中，沈从文大手笔的赞叹了一群纯如璞玉，自然朴拙的女性。她们在原生态的环境下栉风沐雨，自乐自足然而沈从文小说中另一类的群体——男性，却被遗弃在角落里。

沈氏小说中的男性按地域来分，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一种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男子。一种是以农村为中心，湘西一带为域界的乡村男子。若将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比拟为灵魂，那么其笔下的男性则扮演着血肉的角色。灵与肉的结合共铸作品本身的精髓，这就铸造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牧歌式的，具有乡野气息的抒情小说；另一种则是城市文明病态的，揶揄的讽刺小说。

沈从文把对平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爱憎之情置于行文之中，对其进行各个层面道德的审视。可这种审判不能仅从好坏善恶去衡定，它有着多层的意蕴，连沈从文本人也说他要表现的是生命原本的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会有驳人性的一种人生形式。“优美”在于美的元素，存在于万物之中，是要追寻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

一、文明与自然的对抗

沈氏小说中的城市男子多是一群饱读诗书，学识满腹的知识分子，这是沈从文未踏京之前心中的理想对象。这群人是象牙塔里的佼佼者，也是多数读书人精神上的导师。沈氏赋予他们一种高雅的忧郁，这种忧郁是作家自身在现实经验中所观察到的群体个性人格的显现，是在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下的知识群体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对现代文化带有强烈的抵触和批判，从而形成思维上的双向反观模式。

(一)城市男性的心理世界

以最具代表性的《八骏图》为例，主人翁达士先生作为八骏之一，似乎是唯一的暂时清醒者。在看似被学术，知识包围的殿堂中，只有他惶恐自己被这种虚幻给吞噬，因而更想逃生圈外。这样的人更需要一股力量作为心灵的寄托，柔和贞静的未婚妻—瑗瑗，成为他不被攻陷的灯塔，在双方的倾诉中能无所顾忌地讥讽着自己对周围的不满与斥责。在与教授甲乙丙丁戊庚辛的接触中，他自始至终的用审视，近乎法官对罪犯察判的眼光去看待他人。达士称得上是个正常人，或亦说是“健康”人。可这衡定标准却随教授庚的未婚妻，一位风姿卓越的多情女子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小说尾声，达士给未婚妻回了封意味深长的信。“瑗瑗，我害了点小病，今天不能回来了。我想在海边多住三天，病会好的，达士。”达士并非真如自己所言的那样真诚地将自己的所有告知未婚妻。“小米大的事也不会瞒你”的承诺只存在于来往的信中，此外还在日记中偷偷地记录下他对教授庚的女友在他心头引起的“微妙波澜”。在此情况下，达士的压抑和最后的放纵都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性弱点。

追寻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不得不承认是由于文明的限定，才使得最起码的欲求被禁锢所致。纵然作品的故事结束了，可主人公的故事才开始，也许有人会去猜测达士是否真的会去实现他人性的解放与回归。达士一方面批判着他人的懦弱、虚伪、却没有辩证地审判着自己的灵魂。然而理性的意志力才是作者本人所提倡的重建人格主张的文学实践。

《如蕤》中的‘他’，则是再典型不过的城市男子，‘他’是沈从文笔下较为正面的、正常的城市男子，性情懦弱却具有近乎完美的体魄。这篇以女性为基调的作品，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城市的男人们。沈从文借如蕤，这位受新潮启蒙思想影响的理性女子之手，征服了强有力的都市男性并进行嘲弄与讥笑，原因在于‘他’缺失的是灵魂。面对恋爱问题却如阉鸡似的男子在文中扮演着喜剧丑角，这种“健康”也往往仅停留在外形。“文明”气息弥漫于都市，却浑浊了“自然”，都市男人失去了征服者的高傲与光辉。纵使现代教化下的都市男子是特定领域的佼佼者，但也不过是精神阉寺的受害者。在极力压抑的“自然”中亲手将自己调教成‘病人’。

（二）对淳朴气质的情感青睐

还有一类男性是沈从文笔下的青睐者，他们出身行伍之列，介身城市男性与乡村男性之间。军营的经历和洗涤，让他们欠失了几许原始之味，多了几分城市人的气息，但却并非是二者的完全转变。他们有几分淳朴，也有几分聪颖，卑微的生命却被故事和传奇给填充着，沈从文使其在与城市、乡村男性的比较中突现出来。沈从文的人生起源于行伍，也正是行伍促使他自觉地结束了这长达六年的军旅生涯，走出湘西寻找新生活，至此他对军人的情感上升到一种崇敬的高度。作者的这种军人情结源于自身的经历，军人的敦厚、单纯、直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作态都是他所赞扬的。

 “他一面发育到使人见来生出近于神鬼的敬畏，一面却天真如小狗，忠厚驯良如母牛。若有人在这人生活上找出那偃蹇运涩的根源。这天真同和善就是其所以是这个人永远是火夫的一种极正当理由。”这是沈从文对会明的层次刻画，这人骨子里充斥着一团奋战杀敌的热火，却也兢业本分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尽一个军人的义务。会明对生命简单、执着的爱比自己从前所想的军人去屯边卫国的朦胧憧憬，更加有力的显现。对细小生命的守护也让他转变成为一个非战主义者。

如会明这般质朴的军人，是作者厌倦世间丑恶与污浊，却仍旧深探内心温和而舒适的境地。品味着这些在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强壮的生命形式，也可说是作者自身对此类人的歆羡，这都使人无法在城市中悠然自得。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城市‘文明’滋生出的，是虚伪的衣冠社会。苦苦挣扎于上流社会的上等人，生命日渐萎顿，扭曲而堕落的人性使得他们迷失了人生目标，过上一种毫无价值可寻的人生，这就形成了“文明”与“自然”的对抗。而此过程，“健康”的天平也有所倾斜。

二、城、乡男性的孤寂情绪

空虚，孤寂此类字眼不止一次出现在沈从文的文章里。沈从文的现实人格也是如此，他将寂寞诉说到城市“上等人”的身上，也诉说到“乡下人”身上。在他未接触心中理想国样的世界时，沈从文认为自己是寂寞的。因为周围人都素如白纸，粗犷的身躯，粗糙的语言让其感到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自己无法融入其中，甚至有种逃遁的冲动。踏上城市之途后才发现，在城市表层温文尔雅的外壳下暗藏的是功利得失、贫富等级、憧憬化为泡沫，那种既虚伪又俗气氛围使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与一群没有阳光的人同呼吸在一片天空下就连自身都快要窒息。

（一）成功者的落寞

《龙朱》中白耳族王子—龙朱，被尊奉为神的化身，被定型为东方的“阿波罗”，是美男子中美男子。是人中典型、是权威、是刀、是光，种种比譬只因为他的美无法比拟，其他的德行也不逊于美本身。这是一个民族对原始力量的心灵崇拜，应该说无人不对此殊荣深感自豪，可龙朱被神化，偶像化带来的并非真实的幸福感和荣誉感，这一切‘尊荣’恰巧致使平常女子都敬而远之。如神一般的龙朱难以拥有平凡普通、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幸福。在一个将唱歌视作施展爱意的民族中，不能歌唱的男子，本身也是种难于启齿的耻辱。纵使将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不用战争去证明自身的勇猛，不用美貌去刺激对方的眼球，不用假装一切，也不用门阀去比附，只有真挚热情的歌声可将一切掩盖于土。龙朱似乎拥有一切，却失去最基本的满足。在风俗浓郁的民族中，能折磨或是打败英雄的，除了事业上的一蹶不振外，便是在爱情中的落伍退位。前者对于刚成年的龙朱而言还未启航，但对于后者他的的确确输在起跑线上。龙朱的孤寂是王者的孤寂，正应了作品中，郎家为无名勇士立碑时上面刻写的那句话“狮子，我说过，你永远是孤独的！”

（二）对温暖情怀的索求

《黔小景》从行文开始就给人一种沉郁之感。坐落在官路上的客舍简陋得如同其主人一般，在春雨笼罩下，屋子、人都是湿的。但屋子中常年居住的失独老人，因两个陌生人的到来而欣喜万分。这突然到来的生机就恰似同样开始放晴的黄昏一般给人陌生的、久违的欢喜。看着面前同自己死去的儿子年纪相仿的年轻商人时，勾起老人心中百般的愁苦。苦苦支撑多年的他，在雨后的夜晚向压抑着自身的孤独长夜发起最后的挑战，借助陌生客人的力量，向寂寞索要了最后的微薄温暖。耗尽郁积于心的负能量，与孤独抗争之后，老人没能再次走出漫漫长夜。独居老人的死平常得不值得人记起，在村人看来这生命的消弭早已司空见惯，这情感又随之蔓延到下一处。寂寞不是坏事，也正是寂寞造就了沈从文，他自己也说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归功于孤独启迪，他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在沈从文那里，寂寞是种境界，也是种沉思。

无可厚非的是，沈从文的个人情感，更多的是倾向于乡村男子的形象塑造。无论是何种被无知或是愚木给熏染的人，在此之中，都在其营造的国度中被理想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给崇高化。一种“城市乡下人”的眼光，去容纳乡下人被泛化的现状。其城、乡男性形象的塑造，则是为这两个世界的描画，搭建认识与沟通的桥梁。在城市男子中，去寻找现代文明带来的新鲜气息与时代的脉搏，不致于被历史褪去光辉的过去。在乡野男性身上追溯先辈留下的古朴纯情，一种民族传承的精神营养剂。城市的喧哗与湘西的洁净，给占一方天地待旅者在城市倦怠之时，有一块疗养的净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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