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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洛那二绅士》的跨国再生

——电影《一剪梅》的归化式改编论析

吕濛（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1931年出品的中国无声电影《一剪梅》改编自莎士比亚剧本《维洛那二绅士》,电影的改编逃离翻译的枷锁，加入中国元素，满足中式审美趣味，总体呈现归化的特点。作为中国电影改编外国名著的成功实践，《一剪梅》可以对以后的电影剧本跨文化改编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一剪梅》《维洛那二绅士》改编归化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电影《一剪梅》由联华影业公司于1931年出品，卜万苍执导，黄漪磋编剧，阮玲玉、金焰、高占非、林楚楚主演，制作阵容庞大，电影根据莎士比亚早期戏剧《维洛那二绅士》改编而成。总体而言，《一剪梅》对《维洛那二绅士》的改编呈现归化的特点。

归化是翻译术语，韦努蒂和奈达都曾提及，韦努蒂首先将其作为术语使用，“归化是指译者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尽可能减少译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生疏感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来表现外来的作品，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本论文则借用“归化”这一翻译术语，以电影《一剪梅》为例，论述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跨文体、跨文化改编问题。

影片《一剪梅》讲的是胡伦廷和白乐德两个好兄弟，临毕业，伦廷分配至广东供职。乐德留沪，与伦廷妹珠丽相恋订婚。伦廷在广州与施督办的女儿施洛华相恋，遭到某方代表刁利敖的怨恨。之后，乐德离别珠丽，去广东任职，也恋上表妹洛华，并施计陷害胡伦廷，使伦廷被督办以叛国罪驱逐出境。珠丽赶赴广东救兄，不料眼见乐德移情别恋。伦廷成了侠盗一剪梅，劫富济贫，助强扶弱。珠丽聪慧，设计洗清伦廷的冤屈，却先后遭到白乐德和刁利敖的轻薄，好在伦廷暗中及时相救。洛华和伦廷曾以梅花定情，又在花园以一剪梅填词，洛华被救后，在花园思念伦廷，伦廷飞镖示意，约其于梅花坞相见。珠丽打扮成洛华的女副官一同前往，途中被挟持，白乐德及施督办赶来营救，洛华与伦廷终得相见，珠丽也以真面目见于白乐德，乐德悔恨交加，欲举枪自杀，伦廷阻止并原谅，四人冰释前嫌，重修旧好。

《维洛那二绅士》则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作品。瓦伦坦和普洛蒂阿斯贵族出身，两人互为好友。瓦伦坦志向远大，不愿在家乡虚度光阴，于是远赴米兰追求荣誉。普洛蒂阿斯则沉浸在和朱丽亚的爱情之中，对学问和世事都毫不关心。瓦伦坦和米兰公爵之女西尔维亚相恋。之后，普洛蒂阿斯也被父亲送往公爵处求职锻炼，与茱莉亚分别。普洛蒂阿斯在好友的影响下，也爱上了西尔维亚。于是他向公爵告密，瓦伦坦欲与西尔维亚私奔，直接导致瓦伦坦被放逐。公爵希望西尔维亚嫁给图利欧，普洛蒂阿斯设计撇开愚蠢的图利欧，独自追求西尔维亚。瓦伦坦被放逐后阴差阳错成为强盗首领。茱莉亚因为思念来到米兰，女扮男装寻找普洛蒂阿斯，眼看爱人移情别恋，伤心不已。西尔维亚为寻找瓦伦坦，逃出王宫，被强盗抓获，普洛蒂阿斯带着伪装成侍从的茱莉亚前来营救，普洛蒂阿斯深情告白被拒后，试图强暴西尔维亚，瓦伦坦及时出现阻止，并谴责昔日好友，普洛蒂阿斯认识到错误并忏悔，得到瓦伦坦的原谅。茱莉亚也表明身份，普洛蒂阿斯悔不当初。最后，公爵赦免强盗，敬佩瓦伦坦的勇敢和宽容，也成全了四人的爱情。

《一剪梅》在当时的反响很大，“每次开映必告满座”，“很受社会人士的欢迎”^[^]，当时的观众认为“可是这次虽然不能使我十二分的满意，但久已沉寂的我国电影事业，忽而有此惊人进步，使我深为中国电影节前途庆幸”^[^]。“观乎《一剪梅》中之军纪严肃。战法整齐。女扮男装。不让于须眉。尤以梅花之气节清高。不畏暴寒之意代表我国民族性之大无畏精神。使青年男女咸抱大无畏之精神起而对日经济绝交。彻底抗日。望各影片公司多制类于是项影片”^[^]。但是研究的人却很少，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剧中人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是一部很平庸的影片”^[^]。事实上，作为第一部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国电影，《一剪梅》在探索如何改编国外名著，以满足本土观众的期待视野的问题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和研究空间。

一、人物：圆形化到类型化

影片《一剪梅》延续了“中国观众所习惯的善恶对比的原则”^[^]，把角色分为善、恶两类，正反对比明显，突出人物性格对立，比如胡伦廷正直善良，白乐德骄奢淫逸，刁利敖鱼肉百姓，形象趋于平面化。而在莎士比亚剧本中，人物的形象更加复杂。

以下是《一剪梅》和《维洛那二绅士》的主要人物对照表：

《一剪梅》	《维洛那二绅士》
胡伦廷	瓦伦坦
白乐德	普洛蒂阿斯
胡珠丽	茱莉亚
施洛华	西尔维亚
刁利敖	图利欧
阿巧	露赛特
施督办	米兰公爵
×	斯皮德（瓦伦坦的仆人）
×	朗斯（普洛蒂阿斯的仆人）

1、《维洛那二绅士》中的圆形化人物

圆形人物，是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圆形化人物具有多面性。在莎士比亚剧本中，瓦伦坦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首先，瓦伦坦不是一个理智的人，有很多情绪化的表现。剧本开头，在劝诫普洛蒂阿斯时，他极力排斥爱情，认为“无论如何，那是用聪明做荒唐事，再不然，就是聪明被荒唐所控制”，“一个甘受痴情驱使的人，据我看，不能算是一个聪明人。”^[^]而后，他疯狂地爱上西尔维亚，大胆直白地用尽溢美之词赞赏她，甚至计划要带她私奔。影片中，私奔是白乐德为了陷害胡伦廷而找的借口，电影中的胡伦廷绝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因为角色的塑造就是完美无瑕的。在莎士比亚剧本中，计划私奔却是真实存在的事件，瓦伦坦为此精心准备，有意而为之。另外，在莎士比亚剧本中，瓦伦坦在识破普洛蒂阿斯的诡计之后，普洛蒂阿斯表示忏悔，瓦伦坦大方原谅，为显示两人友谊之深厚，瓦伦坦甚至说“为了表示我的友谊之坦白深厚，我对西尔维亚的权利完全让你享有。”^[^]其慷慨大度让人难以置信，很多评论认为此处情节处理不当，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古及文艺复兴作家为了表达英雄式的男性友谊。总的来说，瓦伦坦不是绝对的完美形象。

另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是普洛蒂阿斯，普洛蒂阿斯和瓦伦坦都是维洛那的两位绅士，在莎剧中属于并列的地位。一开场，普洛蒂阿斯就深爱着茱莉亚，剧本中有他的自白，“他追求荣誉，我追求爱情；他离开了朋友们，为的是使他的朋友们格外光荣；我为了爱情抛弃了我自己，我的朋友们，以及一切”，“因幻想而理智虚弱，困苦恋而内心忧郁。”^[^]他是一个痴情者，在暗恋的边缘徘徊。与白乐德对珠丽的疯狂追求不同，普洛蒂阿斯对茱莉亚的爱则低调得多，这一点从茱莉亚和女仆露赛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露赛特说“许多好人当中我觉得他最好”，茱莉亚评价普洛蒂阿斯“不大说话，可见没有多少爱情”，露赛特回答说，“火关闭的最紧，燃烧得也最凶”。瓦伦坦对普洛蒂阿斯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尽善尽美的绅士。得到珠丽的回应之后，他希望父亲能够成全自己的恋爱，由此可见，普洛蒂阿斯对茱莉亚的爱发自真心，他也曾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对待爱情。瓦伦坦对西尔维娅的赞美使他移情别恋，在准备抛弃茱莉亚和背叛好友时，他内心苦苦挣扎，良知在阻止他。作为一个有良知并且正直的绅士，在最后的喜剧高潮部分，普洛蒂阿斯的错误才能得到瓦伦坦的谅解，两人之间的友谊宽容而深厚。

在莎士比亚剧本中，图利欧，即电影对应的刁利敖，是“瓦伦坦之愚蠢的情敌”^[^]，他才疏学浅，被普洛蒂阿斯利用而不知，他的存在既是为了陪衬瓦伦坦，他的愚蠢也增强了剧本的喜剧性效果。他愚蠢又懦弱，面对情敌瓦伦坦时，虽唇枪舌剑，但他节节败退，两人的对话妙语连珠，勾勒出图利欧富有喜剧色彩的滑稽形象；面临危险时，毫不犹豫的想要抛弃西尔维亚以保全性命。电影《一剪梅》则突出了他的恶，淡化了他的蠢，于是喜剧性效果减弱，增强了善恶对比的力度。

2、《一剪梅》中的类型化人物

类型化人物是指人物形象单一化、概念化。影片中，胡伦廷是一个理智而富有责任心的壮志青年，在劝导同窗挚友时说，“这是我们为国效劳的时期，不该把宝贵的光阴，消磨在脂粉香水里面……”^[^]；第一次遇见施洛华时，眼神回避，谨慎小心，不敢逾越；入职后，勤于练兵，踏实做事，待人真诚；放逐后，变身侠盗，伸张正义，不甘平庸。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完美先生的人设。同样，施洛华是对应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为了体现她志趣高洁，她出现的场景大多以梅花作为陪衬，她作为新式女性，文韬武略，有勇有谋，对胡伦廷大方示爱，在他被诬陷受驱逐后，设法替他洗清冤屈。男女主角就是善良的代表，正义的化身，最后因为同样的志趣高洁而走在一起。

白乐德在影片中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绰号“脂粉将军”，字幕显示，“善交女友良于治兵”^[^]。他的外貌形象较胡伦廷显得狡黠油腻，名字也透露出享乐主义，他的箱子里装满爱情小说、女人照片。无声影片中运用图片、动作和字幕来展示他的形象和性格。白乐德对珠丽的追求花样百出，写情书，变戏法，煞费苦心主动纠缠，然而一到广东便把情人忘记，甚至为了追求洛华陷害昔日好友。在影片中，白乐德是反面形象，所作所为都异于君子形象的胡伦廷，两者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对比明显，强调了善恶对立。

刁利敖在影片中是某方代表，外表奸邪，行动猥琐，一副小人模样，是典型的反面人物。他时刻环绕在施洛华周围，俯首帖耳，希望能与她利益联盟，结成夫妻，所以他排斥一切在洛华身边的男性，特别是胡伦廷；希望自己是洛华身边最优秀的追求者，但勇气不足，于是有了赛马跨栏的滑稽一幕。在担任军警督查处长的过程中，横行霸道，草菅人命，恃强凌弱，和侠盗胡伦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电影的人物处理方式是将人物形象类型化，以突出人物的特点，强化性格的对立，迎合善恶对比的审美方式。

二、情节：喜剧化到传奇化

张爱玲曾经做过编剧，她评价说“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一剪梅》也不例外，首先片名就不同寻常。“梅”的意象在影片中出现过多次，洛华爱梅，以梅自喻，暗示女主人公冰清玉洁的品质，闺房各处均以梅为装饰；胡伦廷与施洛华的定情信物是梅花胸针；两人在花园中以一剪梅填词传情；胡伦廷被逐后沦落梅花坞，自号“大盗一剪梅”……一剪梅，既是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见证，又带有一丝中国古典诗意的浪漫，自然能够吸引观众一探究竟。电影省去了很多喜剧化的情节和人物，代之以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化情节。

1、消失的喜剧化情节

在剧本《维洛那二绅士》中，有两个重要的喜剧角色，分别是瓦伦坦的仆人斯皮德和普洛蒂阿斯的仆人朗斯，大部分的诙谐桥段都出自他们与主人之间或他们互相之间的对话。而在电影《一剪梅》中则删去了这两个人物，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胡伦廷和白乐德确实不可能拥有仆人。剧本《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三景几乎都是朗斯的独白，朗斯牵着一条狗，开始了荒诞式的叙述，父母成了一双鞋，妹妹是一根棒子，婢女是帽子，以及狗是不是“我”的自我质疑。借其自导自演的想象情境来表达朗斯即将离开家乡的伤感之情。这种荒诞式的情景想象增添了剧本的喜剧效果。剧本中有很多同音异义引发的歧义，双关、用典和暗喻引发的喜剧片段，比如在第一幕第一景中，普洛蒂阿斯和斯皮德的对话场景，普洛蒂阿斯称，瓦伦坦登船后，斯皮德成了迷途的羔羊，“ship”和“sheep”两个发音几乎相同的单词连用，同音异义产生喜剧效果；同样的效果还有第二幕第四景，瓦伦坦和图利欧两人的激烈斗嘴，极尽调侃，幽默横生。比如，瓦伦坦说从图利欧的衣着看出他的愚蠢，图利欧辩解说自己穿的是“doublet”（内衣），于是瓦伦坦顺势说“double your folly”,给他的愚蠢加了一倍。另外还有第二幕第一景，瓦伦坦和仆人斯皮德在公爵府中，斯皮德捡到一只手套，误认为是主人的，瓦伦坦说他戴着他的手套，“my gloves are on”,于是斯皮德就更加确信地手套是他的，因为“for this is but one”,在十六世纪，on和one读音相似，“皆读若own”^[^],所以构成双关语，于是产生喜剧情境。双关大量应用在喜剧情节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节因用典而产生喜剧效果。比如剧本第一幕第一景，瓦伦坦和好友普洛蒂阿斯分别时，瓦伦坦借利安得的故事调侃普洛蒂阿斯所谓的深刻的爱情，利安得是希腊的青年，每天晚上游海会见爱人希罗，在一风暴之夜溺死，希罗也投海殉情。此时普洛蒂阿斯深陷在爱情中，认为利安得“深陷爱情不只是漫过了鞋子”^[^]。瓦伦坦则嘲笑说普洛蒂阿斯虽然没有游过海来斯庞海峡，但是可以确信他的爱情相比较利安得，“可以说是漫过了靴子”。以此否定普洛蒂阿斯的爱情。

由于中英文语言以及文化的差异性，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达到与原文一致的喜剧点，所以若忠实于原文，译本的效果当然不及原文。为解决中西方差异导致的剧本无法完美契合的问题，电影《一剪梅》干脆省去了斯皮德和朗斯这两个可笑的仆人形象，简化了人物关系，突出了主要人物，同时删去大量喜剧情节，代之以富有传奇色彩的剧情。当时正值联华公司发起“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运动，大量删减电影中插科打诨的滑稽片段情有可原。

2、增加的传奇化情节

在省略了《维洛那二绅士》中的大量的喜剧片段后，《一剪梅》增加了许多传奇性情节以吸引观众。电影着力刻画了胡伦廷沦落成为侠盗的形象，这也是推动全剧的高潮，精彩的情节完全能够满足观众对于传奇的要求。在《维洛那二绅士》剧本中，则是一笔带过。影片中，胡伦廷衣衫褴褛却潇洒恣意，与之前的西装革履大相庭径，浑身散发着原始的男性魅力，强健的体格，潇洒的姿态，正义的行为为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扎寨梅花坞，以梅花为标志，虽被放逐仍然忠诚爱情，于小爱深情，于大爱执着，集小爱大爱于一身。刁利敖辖下的督察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胡伦廷身穿黑色斗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写有“锄强扶弱”的飞镖为武器，维护社会的安定，打击作恶的督查，维护百姓的利益；在洛华身处险境时，胡伦廷于暗处相救，逆光下踏马而去，颇有江湖侠客的风姿；洛华一人在花园忆往昔伤感时，胡伦廷躲在高处凝望，两人情系彼此，飞镖此时用作传信的道具，两人不直接相见，伦廷以侠客的方式传情，这也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元素，带有中国的特色。

另外还有胡伦廷和施洛华的相恋，《维洛那二绅士》剧本中，对于两人的恋爱过程轻描淡写，电影为了营造浪漫的气氛，增加了很多情节，比如两人初次见面，一见钟情；洛华大胆示爱，赠与伦廷梅花信物；两人在花园中填词助兴；伦廷被逐，洛华设计为他洗冤；洛华落入盗贼之手，恋人终得相见。两人爱情道路之坎坷，本就是一部传奇。《一剪梅》删减了原剧本的大量喜剧情节，做到了以传奇剧情见胜。

三、文化：传统元素和时代气息

电影是舶来品，它与“西方其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一样展现出新鲜事物的风采，一旦在与古老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之后，便激发出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选择的被动和主动之中，我们的前辈创造了民族电影的昨天。”^[^]

《一剪梅》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剧本来源，同时，电影对于《维洛那二绅士》的剧本改编加入很多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的元素，这种归化的改编方法使得电影广受欢迎，而这种电影改编的成功实例，对于当代电影的跨文化改编仍有借鉴意义。

1、电影中的传统文化

《一剪梅》中对于人物的命名极具中式色彩。电影中人名的处理使用的是音译加意译法，珠丽对应的是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朱莉亚，集浪漫和感性于一身，所以名字的选择也有几分小资情调；洛华对应的是剧本中的西尔维亚，知书达理，清高正直。洛，指洛水，洛河，洛河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华，中华，电影所处的年代是中华民国时期，当时正值战乱，保家卫国是当务之急。洛华是一个富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名字，洛华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巾帼气质的体现。胡伦廷对应的是剧本中的瓦伦坦，伦，道理,义理，强调胡伦廷刚正不阿的形象。白乐德对应的是剧本中的普洛阿蒂斯，普洛阿蒂斯是善于变化的希腊海神。所以白乐德曾在影片中见异思迁，用情不专。刁利敖对应的是剧本中的图利欧，莎士比亚对这个人物的定义是“瓦伦坦之愚蠢的情敌”^[^]，翻译后的中文名字凸显了他生性狡猾，心胸狭窄的反面形象。电影《一剪梅》中的人物和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有相似之处，但也加入了中国化的元素，以满足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

影片中白乐德委托珠丽的女仆阿巧传递情书时，称阿巧是红娘，并向她解释“红娘是一位很美丽的仙子，专管替人家送信的。”^[^]红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形象，专为情人牵线搭桥。在对应的英文字幕中，用丘比特来对应红娘，形象上有差异，但是内涵大致相同，而在莎士比亚剧本中，茱莉亚称露赛特是“a good broker”^[^]，梁实秋先生的翻译为“好媒婆”^[^]，媒婆也是中国民间特有的形象，但是与红娘的意思有一点差异，媒婆是职业，而红娘更具有文化的含义，从这个层面说，红娘更符合影片的情境和女仆的形象。此处中国化的改编既本土又贴切。

梅花的意象贯穿整部影片。自古以来，梅花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含义，它是花中四君子之一，代表高尚正直，坚韧不拔。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皆爱梅，梅花是两人爱情的见证。洛华出场时，字幕显示“洛华最爱梅……爱其冷艳清高，符合她的个性。”^[^]洛华向伦廷示爱时，高兴地送给他梅花胸针，而刁利敖向她索要时，她却说胸针不外送。这枚胸针是两人之间的信物。而后两人在花园私会，一起填词一剪梅，拥有鸳鸯蝴蝶的浪漫。胡伦廷被逐出境，沦为侠盗后，以梅花为标志，既表示对爱人的忠诚和思念，也表达自己的清高和正义。运用梅花意象刻画人物形象也是《一剪梅》剧本本土化改编的一种方式。

电影字幕中多处使用了中国古典诗词和戏曲，为电影平添了几分情趣和韵味。比如在胡伦廷和施洛华花园填词时，字幕显示“暗香流影里，无人私语时”^[^]，诗中有画，勾勒出两人相会的情景。鸳鸯蝴蝶浓情蜜意，男才女貌羡煞旁人。胡伦廷成为盗首后，强调女色害人，让擅长唱青衣的老朱献上一曲《天女散花》供大家消遣，《天女散花》是京剧片段，民国时期，戏曲作为传统艺术和国之精粹而广受欢迎，电影结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增加时代流行的元素，消解跨文化改编的隔膜，使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顺利融合中国文化，实现文本的跨文化再生。

《一剪梅》强调人物的家庭伦理关系，这与剧本《维洛那二绅士》明显不同。在莎士比亚剧本中，主要人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在电影中，胡伦廷和胡珠丽是兄妹，白乐德和施洛华是表兄妹，家文化拉近了人物之间的距离，家庭伦理关系使得整个故事的矛盾更加集中。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家的概念深入人心，这使得人们习惯于从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电影《一剪梅》中，将故事包裹在紧密的人物关系中，以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改编后的剧本具有本土化的悲欢离合。

2、电影中的时代气息

达德利·安德鲁认为改编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改编可以表现时代的风格。中国当时电影制作主要在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上海人格中独立自主的一面，对于电影而言，最大的一个影响在于：它产生了一批带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女性观众”，“这一现象说明，这种女性观念已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群，它对于电影的反作用在于：它使一大批影片在其女主人公的设置上，开始倾向于此”^[^]。电影《一剪梅》也紧跟时代的脚步，展现女性的独立意识。影片中两位新女性的风格截然不同。

胡伦廷的妹妹珠丽是典型的小家碧玉形象，在她出场时，先是出现一本《我愿意》的曲谱，然后字幕显示“胡伦廷之妹珠丽……一位超越时代的摩登女性。”^[^]在家跳舞弹琴，内心渴望爱情。她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在收到白乐德的情书后，极力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假意撕碎书信，后又背着女仆悄悄把情书拼好，面对白乐德的爱慕暗自欣喜。一面讨厌白乐德的不知礼数，随意冒犯，一面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他的爱情陷阱里，不能自拔。她有时天真烂漫，有时忸怩拘束。从上海到广州的旅途是她蜕变的过程，从之前的过度依赖，盲目自信到明辨是非，理性判断，使珠丽这个新时代的摩登女性形象变得更加真实饱满。

广东督办施德仁的女儿洛华出场时字幕显示“巾帼中有丈夫气”，以此体现洛华的个性独立自主，聪颖豁达，她对胡伦廷是一见倾心，二人皆是一见钟情。洛华对自己的内心毫不拘泥扭捏，对刁利傲的追求委婉拒绝而不拖泥带水，对胡伦廷大方示爱，赠与信物。二人初见时，胡伦廷捡起洛华落下的马鞭，两人的目光交接，洛华先点头致谢，然后低下头，再细细凝望胡伦廷，然后朝胡露出微笑，此时镜头朝向胡伦廷，他的回应缓慢而深情，等到胡伦廷也慢慢向她微笑时，她再一次低下了头，表示对胡伦廷的欣赏和爱慕。她作为女中豪杰，善骑马，会训兵，作为大家闺秀，待人诚恳，热情大方，是一个典型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影片的结局与莎士比亚剧本的结局也有所不同。《维洛那二绅士》最后一幕，两对情侣过上了幸福浪漫的生活，场面欢乐温馨。而电影最后一幕，两对情侣骑马观看士兵操练，场面激昂，富有战斗力；而“在当时日本威胁中国东北领土的历史背景中，这样的集体从军的结局向观众传达了一种迫切的力量感。”^[^]改编体现时代背景，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达到贴近实际生活，与观众产生共鸣的效果。

影片中融入的中国元素，如前文中提到的人物命名、红娘、梅花、侠盗、诗词戏曲、以及中式家庭伦理关系，融入的时代元素如女性独立意识和富有抗争性质的结局修改，都是跨文化改编过程中的有益尝试，并且赢得了票房。虽然影片长期被评论忽略，但是作为第一部由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作品，它是早期外国名著跨文化改编的成功实践，影片在保留西式框架的同时，自觉加入中式审美，借用莎士比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影片在商业上取得胜利，同时随处可见的中国文化元素体现了联华公司“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营业”^[^]的工作总纲。

结语

“现代理论家认为，跨文化改编是一个外来文本在译入语文化、时空和语境之中的流通和调适的过程，是外来文本在译入语文化生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一剪梅》电影的成功可以作为《维洛那二绅士》剧本在中国的跨文化改编的有效实践，为之后的名著改编提供借鉴。当然，电影仍有不足之处，某些情节的转换显得过于仓促，以至于不符合现实，比如督办任用和驱逐胡伦廷，“都乘着一时的高兴和气愤、对于督办的身份、好像有点不大合宜、这种缺点、是正面描写太多、穿插太少的缘故。”^[^]由此可见，电影确实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影的归化式改编使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得以自然展现，

从拿来主义到自我尝试，中国影片在蜕变中成长，在选择中吸收。大卫·波德威尔说：“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它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中国电影在借鉴外国名著的过程中，应该走出翻译的镣铐，表达具有自我特色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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