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南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的铁证

              ——海南渔民《更路簿》发现和研究四十年综述

                         王崇敏   阎根齐   刘亮 

【摘要】海南渔民的《更路簿》自1974年被发现以来，迄今已40余年，已有42种。专家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研究领域涉及南海历史、法律、政治、海洋、天文、自然地理、潮汐潮流、航线、地名命名等，成为南海维权的重要证据。催生了“更路簿学”的建立。现在对《更路簿》的调查和抢救征集已迫在眉睫。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是还原中国人民认识南海、开发南海的历史轨迹，阐释中国人民经营南海、利用南海的历史演进，总结中国人民在与南海互动中积淀的所有历史文化和历史性权利等。

【关键词】 更路簿  中国  主权 证明  

《更路簿》是帆船时代我国古代海道针经的一种，在福建、台湾、广东一带的称《针路簿》，在海南的称《更路簿》。它是世世代代的海南渔民在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及生产作业的指南纸质书，记载了海南岛和南海诸岛海域岛礁之间的始发港、针位、航向和航程，涉及南海历史、法律、政治、海洋、天文、自然地理、潮汐潮流、航线、地名命名等研究领域。《更路簿》从被发现到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海南民间的“秘本”到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只有老船长、老渔民才能看懂的“南海天书”，到如今的“南海百科全书”研究，经过了几代专家的努力，走过了四十年的辉煌里程，已经成为证明南还属于中国的领土的铁证，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四十年前的海南渔民《更路簿》发现和研究

 《更路簿》是帆船时代海南渔民在赴我国南海诸岛航海和生产作业时使用的纸质手抄本，过去每艘渔船上至少都有一本，由船长和火表（掌管罗盘的技师）随身携带，又世代相传。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导航仪器的逐渐普及，渔民弃之不用，《更路簿》渐渐稀少。

（一）《更路簿》的最早发现。1973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1988年海南建省前归广东管辖）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琼海潭门镇的老渔民进行调查后，编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首次提到海南渔民有“航行更路”（张争胜、刘南威：《<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的历史价值》，南海学刊，2015年第3期）抄本。这种“抄本”实际是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簿》。这是我国文献中首次提到海南渔民在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作业时，有记载“航行更路”的本子。

（二）《更路簿》的调查。1974年4月至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群岛进行田野调查中，首次报道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苏德柳的《水路簿》，并发表在《西沙文物》一书（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文物出版社，1974年）中。该书刊登了苏德柳《水路簿》的四幅照片，并首次称它为“航海针经书”的一种。还介绍了苏德柳的《水路簿》由八篇组成，重要的两篇分别是《立东海更路》和《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还评价说：“这本《水路簿》也正有力地证明：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都在这一带航行和从事生产劳动。西沙群岛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长期以来久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1974年冬，广东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北部渔港调查时，已经“征集得《苏德柳本》、《彭正楷本》、《卢洪兰本》、《蒙全洲本》等四本《更路簿》”版本（）。

1977年5至7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先生带领师生对海南文昌、琼海两地的渔民调查，又发现获得了四本“海南渔民往来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地航行的《更路簿》。同时也看到了几份作为指导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略图》。这些《更路簿》和《地理位置略图》，是海南岛渔民长期以来在我国南海诸岛航行的海道针经书，是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历史的宝贵资料”（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这四本《更路簿》除上述苏德柳的之外，其他三本分别是今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许洪福手抄本《更路簿》、潭门镇潭门村渔民郁玉清的《定罗经针位》、文昌市东郊镇良山村渔民陈永芹抄存的《西南沙更簿》。

1976年至1981年，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在浙、闽、粤、琼四省沿岸进行天文航海课题时，收集到《王国昌本》、《麦兴铳本》、《李根深本》、《林鸿锦本》等四本《更路簿》。1980至1982年，广东省地名委员会还组织了由厦门大学、华南师大、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等单位参加的南海诸岛及海南岛地名普查和标准化工作，又有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渔民陈泽明的《更路簿》、潭门镇草塘村老船长黄家礼的《驶船更流簿》和柯家裕、符树万的《更路簿》发现。

1982年2月12日至5月4日，海南地名办渔民地名调查组郭振乾、麦穗、黄循英等三人两次调查了海南的8个市县的21个自然村，访问老渔民51人次，提供了许多渔民的航海资料。蒙全洲的口述《更路簿》就是那时整理的。这是有记载的海南地名工作者首次对渔民的调查。

（三）《更路簿》的探讨和解决的主要学术成果

这些《更路簿》版本的发现，无疑给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自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国内许多专家通过这些发表的资料，开始了对《更路簿》的定名、定义、价值、在我国南海维权的应用等方面，展开了学术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更路簿》研究的起步阶段。

1、《更路簿》的调查资料汇编。专家学者将在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经过整理、更定和研究，编写成包括《更路簿》文本在内的研究南海问题的资料汇编，成为研究《更路簿》最基本的资料，其代表性成果有陈史坚主编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东地图出版社，1987年）和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前者在第一编首次公布了苏德柳、许洪福、郁玉清、陈永芹、林鸿锦、王国昌、麦兴铳、李根深、蒙全洲（口述）《更路簿》的全文及何纪生整理后的卢洪兰、李魁茂、彭正楷等人的《更路簿》；后者的第二篇第四、第五部分，即是《海南岛渔民渔民在西南沙群岛等地生产航行的<更路簿>和<地理位置略图>》、《海南岛渔民渔民开发西沙和南沙群岛历史的调查资料》。再次公布了苏德柳、许洪福、郁玉清、陈永芹等四本《更路簿》的全文。

2、《更路簿》的著作研究成果。自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最多的时期。我国许多专家学者以《更路簿》为铁的证据，开展了从《更路簿》版本的定名、定义、渊源、形成年代、地名命名、国际法的依据等一系列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韩振华编著的《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和刘南威著的《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前者主要是对南海诸岛的历史研究，通过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我国的大量文献考证，提出了“南沙群岛是我国人民最先发现的”和“南沙群岛到了宋代就已经列入我国版图，归属海南岛的万州管有”的观点；后者主要是对通过对海南渔民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研究，系统总结了海南渔民地名命名规律、特征和名称来源，提出了“我国人民很早就发现了南海诸岛，并且最早给南海诸岛进行了命名。”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便成为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管理的这四个之最的最早提法和有力证据。

3、《更路簿》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许多专家也围绕《更路簿》研究意义、版本的时代、地名命名等问题开展探讨。刘南威对通过《更路簿》的地名统计，总结出海南渔民的地名命名有以地貌、气候、水文、海产、生物、数字、位置、顺序、大小、颜色、传说等11个特征（《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考》，载陈史坚主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曾昭璇对《更路簿》的个案进行研究，发表了对潭门渔民王国昌《顺风得利》（《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的研究成果。何纪生论证了《更路簿》“是历史的见证，确凿无误地明西沙、南沙群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我国人民是这两个群岛的无可争辩的主人”（《海南岛渔民开发经营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功绩》 ，《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

这时，专家开始了对《更路簿》的含义解读。刘南威认为：“‘更’是指渔船从一地航行到另一地需要的时间和距离”“‘路’是指航行的针路，即航向。针路是用罗盘方位表示的。……每条更路均包括起讫地点、针路和更数”（刘南威著：《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

经过专家的学术讨论，使人们对何为《更路簿》有了新的认识。吴凤斌认为：我国渔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南沙群岛各群岛路程的远近与方向，各处水道和礁石的深浅，各岛礁地形的特点，以及航行与季风、海流和飞鸟等的关系。这些宝贵的经验集中记载在海南岛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中（吴凤斌：《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林金枝认为：《水路簿》主要讲述的是“海南岛渔民前往西沙、南沙群岛的航海针经书，因此，大多数抄本都只有西沙更路篇和南沙更路篇，只有少数抄本才有专门的国外更路篇。国外更路篇讲述从广东大路沿海和海南岛通往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各港口的更路，内容与明清时期的航海针经书大体相同”（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证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李国强等认为：“在琼海一带的渔民中流传着不少有关西沙群岛的‘航行更路簿’的抄本，上面详细记载了有关80多个岛礁、滩的方位、航向、航程等事宜。”（《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曾昭璇等认为：“《更路簿》是历史上我国海南、广东沿海渔民在南海长期作业的航程记录和航行指南”（曾昭璇等：《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与此同时，专家还对已发现的《更路簿》的形成时间进行了探讨。最早发表《更路簿》的研究论文的是已故何纪生先生。他在《<水路簿>初探》（载陈史坚主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一文中提出了《更路簿》的形成时间在清代中期，西沙的航线在清代中期以前，“自渔民到西、南沙群岛之日起，<更路簿>条文就在孕育之中。”韩振华通过对苏德柳、蒙全洲的《更路簿》的研究，提出了苏德柳的《更路簿》产生的时间上限在清康熙末年（即十八世纪初期），下限在清代中晚期，蒙全洲的《更路簿》也有距今约200年（《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曾昭璇还对《更路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期研究，他认为：海南渔民《更路簿》应分为三期，其中初期的以苏德柳本为代表，是源于明代的本子；中期的以郁玉清本为代表，更路已开始集中在南沙群岛中部五大环礁区，时间在清嘉道年间；后期的以王国昌本为代表，是记载西沙和南沙群岛航线及地名最多的本子之一，东头沙线已经出现。郭振乾还对海南渔民为何称西沙群岛海域为“东海”，称南沙群岛海域为“北海”进行了研究等。

从这些《更路簿》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更路簿》之所以被世人广泛观注，与韩振华、刘南威、陈史坚、曾昭璇、林金枝、吴凤斌、何纪生、郭振乾等老一辈专家的辛勤努力不开的，他们是研究《更路簿》的奠基人，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研究所等单位。

二、本世纪初至今海南渔民《更路簿》发现和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南海局势呈现出愈来愈复杂、争端愈来愈激烈的趋势。尤其是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的出笼，南海争端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对《更路簿》的调查和研究，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热潮，而且已经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许多专家用《更路簿》作为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并进行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的铁证。

（一）《更路簿》的调查和发现。二十一世纪以后，一是驾驶过帆船的老船长、老渔民普遍都有八九十岁的高龄，许多人已离世，他们用一生的航海经验和知识积累总结下来的《更路簿》，便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日渐稀少；二是先前发现的一些《更路簿》的版本散落在各大院校、科研和收藏单位，有的已不知所终，使全面调查和抢救、征集、整理存世的《更路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海南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地投身到调查之中。

1、周伟民、唐玲玲的调查与发现。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从2010年开始，多次到文昌、琼海、三亚等市县进行田野调查，新收集到潭门镇草塘村苏承芬和卢业发、孟子园村王诗桃和文昌东郊镇渔民郑庆能等12本《更路簿》（周伟民、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2016年）。截止2015年8月，已发现和公布海南渔民的《更路簿》24本。

2、海南大学调查组的调查与发现。自2015年9月开始，海南大学组成了专家组，对文昌、琼海、儋州、陵水、临高等地渔民开展调查，发现潭门镇孟子园村渔民世家伍书金的三本《更路簿》、渔民世家王诗桃的两本《更路簿》、潭门镇草塘村吴淑茂《更路簿》、梁其锐《更路簿》、琼海市长城镇青葛村陈贻爱的《东海、北海更路簿》；文昌市东郊镇郑有琴的两本《更路簿》、陈传星《更路簿》；儋州市海头镇庄云青的《流水簿》等共12本。

3、其他发现。期间，琼海市文化馆郑庆扬发现了郑藏和伍藏等3本《更路簿》（郑庆扬编《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2013年，海南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本名为《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是从潭门镇渔民传出的。2016年，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在陵水县调查中发现3本疍民的《流水簿》。这是海南疍民《更路簿》的首次发现。

截止目前，在海南岛各地已经在调查中发现和公布的《更路簿》共有42本，为深入开展《更路簿》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这些调查发现和研究，已取得如下成果：

①《更路簿》的抄写都有一个不断补充、更正的过程，有的经过几代渔民的实践经验的积累。由于海南渔民的《更路簿》都是纸质的册子，供携带出海指航，易被海水浸泡损坏，所以，渔民便每隔若干年抄写一次，每一次抄写都会增加、补充或更正内容，使其内容记载更加完善、准确和丰富，从而为《更路簿》版本的产生、发展、演变等时代的判断提供了科学依据。如潭门镇草塘三队伍书金为渔民世家，祖父伍道熊，父亲伍祖光。现家藏三本《更路簿》，其中第一本是其祖父伍道熊使用的本子，称《来去顺利》；第二本是其父亲伍祖光1976年编写；第三本伍书金本人于1984年写，书名称《南沙航海更路》；第四本是伍书金本人从2002年8月到2004年的在西沙、南沙、南洋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航海日志，书名称《记录簿手抄》。这为我们研究海南渔民《更路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②《更路簿》的分布区域不局限于文昌和琼海两市县。在二十世纪的调查中，专家都集中在文昌市的东郊、铺前、清澜等五个镇和琼海市的潭门镇渔民调查，确实是海南渔民赴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最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潭门镇草塘村委会，至少有十几位老船长和存世十几部《更路簿》，有“老船长村”之称。通过近几年的调查发现，海南渔民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赴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在琼海市的长城镇、儋州市的海头镇、临高县、陵水县等地都有《更路簿》的发现，说明在帆船时代渔民只要前往西沙和南沙群岛生产作业的，都需要有《更路簿》或其他称谓的航海指南，证明了中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渔民渔民的群体行为。

③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种类。二十世纪以前，专家发现的《更路簿》只有十几种，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专家在给它的定名定义中难免出现以点带面的情况。如韩振华在调查时当时只有四本《更路簿》，他那时给《更路簿》的定义是“《更路簿》都是渔民祖辈的传抄本。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东部文昌县的清澜港或从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南沙群岛，以及西南沙群岛各岛礁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刘南威的定义是：《更路簿》“是历代海南岛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航行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们在这一带航行的指南”（刘南威著：《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现在调查出的《更路簿》除多数主要记载西南沙之外，还有南洋更路、从广州到海南岛更路、海南岛周边更路、北部湾更路簿等，也有渔民的航海捕鱼日志，名称更是多种多样。现在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为时尚早。

④海南疍民《更路簿》的发现意义。活跃南海上的疍民是以船为家、历史非常悠久的群体，宋代的史书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多时在南海北岸达几十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登记为汉族，至今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尚有四个村、三亚有两个疍民村，在海口市海甸岛、文昌市铺前港等地也有疍户。海南疍家人是否远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有没有《更路簿》，史书缺少记载。这次调查出疍民使用的《更路簿》，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二）《更路簿》的研究硕果

这一时期，《更路簿》的研究价值已被国内广泛认知，专家在整理、编写和研究版本的同时，又开辟了《更路簿》的学理、法理、渔民方言和航海技术等新的研究领域。

1、《更路簿》版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16年，是南海仲裁案出笼的一年，也是出版《更路簿》研究专著的一个高峰。先是出版了周伟民、唐玲玲著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一书，收集了1974年以来的调查出的24本《更路簿》版本内容，是迄今为止收集《更路簿》版本的集大成。继之出版了夏代云著的《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海洋出版社）一书，被国际海洋法庭法官高之国评价为“南海《更路簿》研究的破冰之作”（高之国：《南海<更路簿>研究的破冰之作—评<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还出版了渔民世家郑庆扬编的《南海航道更路径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许俊主编的《南海更路簿》（海南出版社）和陈佳荣等人编的《中国历代海陆针经汇编》（广东科技出版社）等书。该年内这五部书的出版，极大的丰富了《更路簿》研究视野，为维护南海主权提供了新的证据。

2、《更路簿》的基础研究稳步推进。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研究队伍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专家们对《更路簿》的基础性研究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在《更路簿》的渊源方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与福建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更路簿》的产生时代方面，多数人认为是在明代形成；对于《更路簿》的阶段性成果如何分期，除了上述上世纪90年代曾昭璇分为三期外，又有两种分期方法：一是周伟民的说法：“‘更路簿’形成于明代初年，盛行于明中叶、清代及民国初年，19世纪30年代，导航设施逐渐普及，外国海图风行，‘更路簿’慢慢退出历史”（《更路簿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二是阎根齐认为“它形成于明代，曾经历口传更路经过程。清代嘉庆至光绪以前是流传时期，清末至民国是它的盛传时期”（《论海南渔民<更路簿>的分期及其文化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在海南渔民为何称西沙群岛海域为“东海”，称南沙群岛海域为“北海”的问题上，已有10多种说法之多，虽然至今没有定论，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3、《更路簿》的个案研究取得进展。在南海仲裁案前后，又发表了几篇对《更路簿》版本个案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王晓鹏的《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齐鲁学刊，2015年第6期）、夏代云等人的《吴淑茂<更路簿>及南洋更路解读》（《吴淑茂<更路簿>及南洋更路解读》，南海学刊，2016年第3期）、王利兵的《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由于这几个渔民的《更路簿》版本记载南海诸岛航线和地名较多、版本时代较早、内容丰富，通过这几本的研究，代表了海南渔民清代至民国时期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及海域的航海和生产作业成就。

4、《更路簿》成为南海维权的重要证据。李国强先生提出了“根据国际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即确定领土主权的四个要求，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并进行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为基点”（《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后来“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和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便成为中国自古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有力证明；吴士存著的《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一书，用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沙群岛生产作业的事实，论述了我国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夏章英主编的《南沙群岛渔业史》一书从海南渔民在南沙群岛的渔业发展史方面，研究南沙群岛的自然地理、岛礁名称、渔获品种，提出中国人在南沙渔业的生产活动“只能坚持，不能退缩；只能壮大，不能削弱”（海洋出版社，2011年）的观点。

5、《更路簿》的地名命名研究继续深入。刘南威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继续将《更路簿》的地名命名研究推向深入，不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习用地名》（热带地理，2005年第2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的土地名依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4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热带地理，2015年第2期）等，发挥了学界研究《更路簿》的引领作用；秦晓华的《南海诸岛地名文化释义初探》（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认为，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是中国人民长期在南海从事航海和生产活动，不断加深对南海诸岛认识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南海认识历史沿革，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王彩也在《海南渔民抄本<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俗名再研究》（琼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一文，对《更路簿》的地名命名规律和来历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更路簿》的地名命名的再认识。

6、《更路簿》的学理和法理研究。40年来大批《更路簿》的研究成果出现和广泛的专家参与以及各领域的多学科共同研究，催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更路簿学”的兴起。近几年来，不断有专家倡议建立“更路簿学”。如2015年1月，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投书《人文岭南》，发表了《“更路簿”何以成“学”一文》，提出了尝试建立一门国际性的独立学科“更路簿学”的建议。不久，李国强发表了《<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一文，指出了“更路簿学”的内涵和研究方向。他说：“更路簿学”“是研究中国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作业工具、捕捞技术、航海技能等问题，兼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海洋意识、价值理念等多层面的综合性问题。”

从《国际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来研究《更路簿》的法理依据是近几年来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南海争端缘起的原因之一，正是因“公约”签署后海周边国家纷纷按照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解读而划线和占领。高之国在《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海洋出版社，2015年）著作中，通过海南渔民从事渔业、航海和生产作业等对海诸岛的开发经营，论证了我国在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指出：南海断续线是一条历史性的权利线，兼具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权利的双重性质。在历经60余年演变后，已成为对历来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包括对在这些岛屿及其周围海域中的历史性权利。陈秋云在《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依照现代国际法，“南海更路簿”记载的126处地名已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诸岛标准地名，是我国对南海断续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2016年以来，海南大学连续承担了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重大及重点课题的研究，表明对《更路簿》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如2016年海南大学邹立刚承担了《我国南海岛礁所涉重大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17年阎根齐承担了《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抢救性征集与综合研究》和《海南渔民《更路簿》地名命名与南海维权研究》。另有10多项国家社科一般课题和省部级课题，都与《更路簿》的研究有关。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韩振华、曾昭璇、何纪生、郭振乾等老一辈专家已远离我们而去，一批高学历的专家队伍正在挑起“更路簿学”研究的大梁，他们会像海南渔民的航海一样，不断地向着更广、更深的领域迈进。

三、《更路簿》的研究展望

尽管老一辈专家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学界对《更路簿》的整体研究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领域尚处空白，多数问题有待深入。依我们所见主要有：

（一）《更路簿》的调查应继续深入。现在对《更路簿》的调查已迫在眉睫，驾驶过帆船的老船长年龄最小的已60多岁，最大者已90多岁；原来调查发现的一些《更路簿》原件已不知去向；《更路簿》的版本迅速消失；我国历代官府（特别是地方官府）对渔民是怎样管理的证据（如出海凭证、批文、渔课、登记、船号等）都几乎是空白。所有这些都亟待我们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搜集更多原始材料和证据，使《更路簿》及时受到抢救、保护和利用，丰富和充实研究《更路簿》的文化内涵，夯实研究基础，为国家南海战略提供服务。

（二）搭建平台、拓宽领域。自2015年以来，海南大学和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南海历史、法律、考古、地理、文学、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齐聚海南，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为《更路簿》的区域联系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同时，海南大学还在2016年9月成立了全国首个“更路簿研究中心”，不久还将与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海南省更路簿研究中心”基地。无疑会为《更路簿》的调查、资料征集和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服务。

（三）全面提升《更路簿》的研究水平。在这方面，著名“更路簿学”研究专家已经指明了研究方向、目标和任务。李国强指出：“更路簿学”的研究重点是“还原中国人民认识南海、开发南海的历史轨迹，阐释中国人民经营南海、利用南海的历史演进，总结中国人民在与南海互动中积淀的所有历史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阐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形成，确立的历史逻辑”（《<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目标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他提出了三大设想：循客观规律，着力于学科体系创新；合乎学术规范，着力于学术体系创新；顺应时代要求，着力于话语体系创新。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创新性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经过四十多年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对《更路簿》这样一种海南渔民的南海海道针经书的研究，已经从少数的专家，迈向全国关注的“更路簿学”研究。它对深入挖掘和传承海南渔民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构建21世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我国海洋文明和海洋强国建设，维护我国南海权益，都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