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阈下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转化的意义生成

摘要：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也使得大众媒体打造的拟态环境更为复杂。人们把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作为了解外界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使其对现实环境的认知具有间接性。人们的行为依据的不再是现实环境及其变化，而是传播媒介所“再现”的拟态环境。本文从受众的自我意识、人际传播、现实环境三个方面来研究新媒体再造的拟态环境下环境的现实生成意义，进而为新媒体的内容选择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新媒体；拟态环境；现实环境；受众意识

1922年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李普曼认为，人们与“身外世界”，也就是现实环境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们很难直接和自身活动范围之外的环境接触，拟态环境并不是真实环境，“追溯既往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地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1]现实环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拟态环境则是以人的意识为形态的主观世界。人们想要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要以媒介去了解现实环境。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行为依据的不再是现实环境及其变化，而是传播媒介所“再现”的拟态环境。

一、拟态环境对受众自我意识的再建构

（一）拟态环境对受众自我传播的干预

自我传播是指“社会个体利用自己的内储信息和所接受的外部信息在个体思维中进行的传播活动，” ^[2]是身体内部信息互通的行为和过程，是“主我”和“客我”之间发生的传播现象。它的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是同一个人，信息的反馈由人的自我意识构成。“自我传播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个人的自我行为，它同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在个人内心进行创造性的传播（加工）以后，形成的新成果最终还要回到社会中去，才能真正体现出自我传播的价值。” ^[3]只有将个体的自我传播置于开放的系统中，实现自我和外界的交流才有意义。“作为一个个体系统，它的输入源泉是外部环境，输出的对象也是外部环境。” ^[4]因此，自我传播作为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就必然受到拟态环境的影响。

拟态环境对受众自我传播干预的过程，也近似于个人心理成长的过程，在自我认知的不断吸纳的过程中，去掉尖锐的极端思维，完善主我和客我的形成。受众的自我传播还伴随着情感和其他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对事物的感知或社会学习而来的。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就要求传播者必须扮演好合格“把关人”的角色，才能发挥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引导受众健康向上的心理活动，完善受众自我传播的评判标准，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受众在解读拟态环境时，也要客观冷静地辨别信息的真实性，而不是被动简单地接受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利用网络传播手段尽可能探寻事实真相，减少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偏离。

（二）对受众自我认知的再建构

拟态环境的信息场域是对客观世界的间接反映，其多数信息和经验来自于媒介，人的经验世界的改变也不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获得。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受众接收的媒介信息形成的间接经验占个体知识经验总量的比例不断上升。这种对现实环境的间接认知从影响人的初级认识和情感开始逐渐影响人的理性思维层面。也就是说，拟态环境建构的不止是各种信息的简单聚合，而是形成系统化、整体性的观念世界，进而影响受众对外部世界的固有观念认知。尤其通过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受众可以及时进行反馈自由的表达自我认知，当大部分受众意见一致时形成主流舆论，主流舆论又会反作用于受众的自我认知，进而完善受众原有的自我认知。

从内容上看，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角度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受众不仅对信息内容具有选择性，对传播信息的媒体也具有选择性。同一新闻事件受众选择不同的媒体，就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表达，这种信息内容呈现出多重的叙事线索和叙事逻辑，使得拟态环境对受众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内容上，更潜移默化于逻辑和结构中，并影响着受众对事实的逻辑建构。受众以媒介信息为基础，通过拟态环境的媒介逻辑来建构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逐渐形成新的观念世界。

（三）拟态环境对受众心理环境的侵入

心理环境指人脑中对人的一切活动发生影响的环境事实，即对人的心理事件发生实际影响的环境，也就是“人们的心理所能感知到的、所能理解到的、所能创造出的、所能把握住的环境”。^15]心理环境是人们最贴近的环境，并超出了物理意义和生物意义上的环境。心理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人们通过各种媒介手段认识自身所在的现实环境，并通过对自我的心理行为调节来适应这样的环境。所以说，意识觉察到的或存在于自我意识中的环境是自我心理构造出来的环境。由于心理环境加入了人的主观意识和再造意识，使得心理环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客观现实环境的界限。拟态环境中的心理环境是通过传播者塑造的被人们感知并自发产生的环境，既包括传播者的心理又包括受众的心理，是拟态环境形成的关键，“尽管媒介环境的符号传播手段制约着拟态环境形成的方式，但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心理环境主导着拟态环境形成的内容” ^[6]。因此，心理环境对于拟态环境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主体经过选择性接收、编码、加工、存储，将信息转化为心理环境，并通过心理环境来支配行动”。^[7]传播者与现实环境接触了解事实真相，通过自我 “心理环境”即世界观、价值观等个人选择倾向将信息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将信息发布出去。之后，受众依据个体兴趣对信息进行解读，形成自我认知的“心理环境”，引导其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根据传播主体心理环境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心理环境的作用贯穿了拟态环境形成的全过程。由于不同主体在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认知不同，因而形成的心理环境也就不同。不同个体的行为反应决定了不同的心理环境，而行为反应直接作用于现实，影响着现实环境的变化。因此，拟态环境既依赖于现实环境而产生又作用于现实环境。

二、拟态环境对人际传播的再建构

随着新媒体传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信息在网络社区内部的传播异常迅速和活跃，人们在移动设备上实现信息的交互传播已成为常态。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各类网络社区使人们之间的关系高度关联化，且网络社区人际关系的建立可以通过拟态网络将趣味相投的人聚集到一起，淡化了现实空间距离，从而使得人际传播的效果更为突出，更有助于拟态环境的建立。

（一）人际交往空间关系的确立与虚拟互动

在移动互联的人际传播中，人际交往的物理空间被弱化，虚拟的网络关系空间则成为人与人关联的关键性要素。社会心理学家舒茨(W.Schutz)1958年提出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也就是寻求参与、控制和情感的需求。其中参与是第一位的，参与需求是推动我们去建立某种关系的核心。在拟态环境营造的人际交往中，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并不是等距的，甚至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属于近距离，但关系空间中却是陌生人。受众对关系网络的维护不再只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的基础上，而是寻求具有相同爱好、观念和精神需求的趣缘社交群，通过信息的自由流通来实现虚拟网络空间的人与人的交流。媒介营造的信息空间消解了物理空间的全范围覆盖，形成一个立体化的复杂的人际传播空间，越来越多的受众都处在空间与关系的中心，“关系既是传播的渠道，又是传播的动力。” ^[8]新媒体下的人际传播更是将受众的社交圈延伸到了网络上，将现实的社交圈也通过网络来虚拟化，这样既促进了人际关系的稳固和发展，也将网络上产生的新型社交圈延伸到现实生活而形成一个新的交际圈，进一步构建了一张现实和虚拟相结合的多维度人际关系网。

人际传播的精神表征是以想象为基础的互动，受众对某种事物的认知会影响想象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受众想象并因此间接地体验了与他人交往的场景。原本虚拟的想象互动在新型的媒介环境中，演变成为一种“真实的”想象互动，拟态环境中的交往互动使想象互动与真实互动的界限变得模糊，想象互动成为真实互动行为模式的依据，真实互动则影响想象互动的互动机制和想象范围。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具有现实和虚拟的双重身份，人际传播因此也具有真实性和虚拟性相统一的特点。在虚拟环境中，人际传播所需要的声音、动作等外在符号的作用被弱化，交往所需的时间、地点等场景的影响也基本消失，这使得交往双方在互动表达上更加自由。

（二）对人际关系距离的自我调适

从人际传播实践来看，“强人际传播关系不仅体现为投射在现实关系中的亲密度，还体现在个体对人际关系亲密度与距离的自我控制和调适。” ^[9]虚拟环境的社交圈可通过社群的划分为受众参与提供参考，受众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其所需的社群，将工作、生活、娱乐等以不同的社群参与区分开。虚拟环境起着人际缓冲带及调控阀的作用，在参与中寻求共性，消解各种负面情绪。这种情况很难在现实关系中看到并被体验，在一个悖反的拟态环境里，基于对人际交往最深的体验与理解而出发，问题却可以被轻松消解。

在拟态环境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一方面人们交流的过程总会进行相应地自我表露，且有强烈的“本我”意识。在人际传播中，受众塑造真实“本我”的可能性得到提升，这个“本我”超越了文化背景、身份地位等现实的界限，使得“本我”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实现理想中的自我；两一方面受众具有自我调节适应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不同场景中扮演自己应有的角色，在不同的角色中表达的游刃有余。在交往场景中，交往对象是有相同爱好的趣缘社群成员或者是有共同交集的亲朋之间的，无论是通过文字还是音频、视频交流，通过将熟悉的话题或者相似的境遇分享出来，这种沟通有效地提升了人际传播效果。

（三）人际传播中日常交往的媒介化

有学者指出，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人们更容易被媒介技术所吸引，但海德格尔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更是一种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构造方式。在技术的视野里，一切事物都只是材料，都缩减为某种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麦克卢汉也强调，媒介即讯息，媒介作为一种 “讯息”，在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从媒介技术变革的角度去去考察媒介、传播与人类的传播行为，更能呈现媒介本身与形式和内容呈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微博、微信、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介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能够以多元化方式映射出媒介与人的某种新型关系，也能反映出一种趋势，即人际交往的方式从接触式正在向自媒体时期的媒介化转变。在这种变化之中，媒介成为人们交往的常用方式，且交往的内容也趋同于人们的 “媒介身份”所生产的内容。 

媒介环境对现实环境的渗透和融合，使其成为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载体。这些关系在网络媒体尤其在可移动网络空间中得以扩散。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中，可以使用“群”功能对个人交往空间进行分类，这种区分功能，可以建立个人与不同性质交际圈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际交往的自主操控能力增强，个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赋予交往空间的独特个性。作为新媒体的主体自身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加上对于网络媒体使用的自主性，使人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网络人际传播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使得拟态环境更容易形成和扩散，促进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三、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再建构

（一）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成为二次现实环境

虽然新媒体呈现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由于人们的认知活动是根据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来对环境做出判断并付诸于实践的，这些活动又反作用于现实环境本身，就使现实环境有了“拟态环境”的印记。如今，人们将拟态环境作为现实来感知，认为媒介展示的世界就是自己生活的环境，很少探究和怀疑，有时甚至积极配合媒介去塑造新的现实环境。

新媒体传播塑造的拟态环境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迅速环境化，如各种网络词汇的快速流行，虚假的网络人物被受众当作真实存在的，对虚假的网络新闻信以为真等等，即使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愿，媒体却不知不觉的影响了受众的认知和判断，网络媒体下的拟态环境塑造和环境化更加容易并且迷惑性更大。很明显这已经不是对原始现实社会的客观反映，而是受众在拟态环境的引导下塑造的二次现实环境。因此，受众根据拟态环境来判断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将其作于与现实环境，对现实环境的二次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受众行为通过拟态环境的引导作用于现实环境，此时的现实环境已不再是最初的传播前的环境，而是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后形成的二次现实环境。

（二）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非结构化呈现 

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呈现表现出碎片化、不确定性且多维度的特征。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经过媒体统一的筛选和加工，在信息的选择和表达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所形成的拟态环境相对比较单一。而在新媒体时代下，信息渠道多元、公众传播主体性及分众性的增强，加之媒体的把关功能的减弱，进而带来巨大的信息流，意见自由表达的同时却也呈现出逻辑混乱、传受者模糊难分、认知流于表象且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同一信息的表现也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媒体为了在同质化内容中脱颖而出，会选取不同角度对信息进行多维度表达，缺乏对信息客观全面的呈现，也使得拟态环境更加复杂。

从媒介的发展规律来看，特定时代的媒介带有属于特定环境的内容，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媒介自身作为内容被传递。信息社会对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将“内容”移植到各种智能设备和概念上，使人们生活在技术交织而成的大网络之中，随时随地触网连线。可以预见的是，个人将成为信息社会的一个网络端，充当信息生态网中的神经递质。新媒介的内容在经过一次次的“系统”升级之后，将提供更个性化的信息和服务，使媒介具备“人性”，将所要传递的讯息与人这一网络端交替往复，形成媒介内容更新的良性循环。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出现，一整套新的环境被创造。对于旧的环境来说，新媒介的出现就像新物种的入侵，改变了旧媒介环境中的生态平衡，原有的生物链被完全打破，社会不得不重新结构化。从这一点上来看，媒介在新的尺度下再造的信息环境，使得原有环境被迫改变，造成一种“反环境”的局面，这也是进行社会变革所必须承受的。

（三）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反作用

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受众心理环境的建构产生影响。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作用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真实、客观、全面的反映现实环境，另一种是未能真实、全面的反映现实环境。受众心理环境的构建，主要来自于对现实环境的认识，若传播者未能真实、全面的反映现实环境，则受众对现实环境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受众对现实环境的作用更多的围绕着自己的社交圈和信息需求范围来采取行为的，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以自己生活圈为中心的区域性媒介环境基本上可以较真实的反映现实环境，因此，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反作用远远弱于现实环境对其产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在当下社会信息技术与人的思维方式相互影响，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由于信息的可传递性、可转换性和可伸缩性，媒介的发展能带来更广泛而彻底的环境再造，这不仅体现在对原有环境整体面貌的改变，而且体现在对将有环境局部细节的调整。在现实社会与人的精神层面，媒介任何层面的发展，都将引发一系列的变化。媒介再造现实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冷静地思索新环境的“内容”和它以之为基础的“原有环境”，在此层面上考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才能更好地对当下环境进行规整。

（本文为甘肃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媒介融合视阈下甘肃省传统报刊媒体的微平台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6A-109）

注释：

[1]［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4.

[2][3]段京肃.大众传播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40.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7，105，77.

[5]葛鲁嘉.心理环境论说——关于心理学对象环境的重新理解［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35）:103-106.

[6] [7]李建宏，沈彤，李雪铭.拟态环境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环境的关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3（1）:62-67.

[8]张学标，欧健.从关系空间构建解读微信的人际传播.新闻与写作［J］.2014（8）：35-37.

[9] 张莉，毛颖辉.微信:人际传播的再建构与可能性.新闻与写作［J］.2016（2）：9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