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地方回应——以江苏兴化县为例

赵涛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    济南    250000

摘要：1931年7、8月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江北区以兴化县灾情最重，受灾面积约7200方里，受灾人口近40万，财产损失约7000万元。经过多方呼吁，政府救灾机构与民间救灾团体对兴化灾区进行急赈、冬赈、春赈、工赈与卫生防疫。此次兴化救灾，政府、社会、个人纷纷参与其中。政府主要以权力救灾，民间团体以财力、物力救灾，个人也踊跃捐赠，三者形成一股巨大的救灾合力，取得了较好的救灾效果。因此，在1931年整个江淮水灾救济中，兴化救灾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地方回应。

关键词：1931年；兴化救灾；政府；民间团体

1931年的江淮水灾波及范围极广，据赈务委员会报告，被水灾区16省，又以江苏等8省灾情最重。江苏作为重灾省份之一，45个县受灾，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六。其中，高邮、邵伯、兴化三县受灾特重，然邮邵乃“偏急之重创”，而兴邑为“遍沉之深痛”，“被在行将三月，犹全境陆沉”。故有“江北水灾，兴化最重”之说。本文即以1931年兴化水灾为考察对象，对兴化灾情、款品来源、救灾措施以及效果作一初步探讨。

一、受灾概况

兴化位居运河下游，地处高邮、宝应、泰县、东台、阜宁、盐城之间，地势最低，高程仅在1.4-2.5m，形如釜底。此次受灾极为严重。据全县灾情统计：被灾面积7200方里；灾民10万户，约40万人，因灾流徙人数10万人，死亡人数无法计算；房屋财产损失7000万元，农作物损失近8000万元。就县下各区灾情而言，以第三区为最重，一、二区次之，四、五、六区又次之。六区房屋倒塌间数共计179578间，约占全县房屋总数80%；亟待赈济户数90901户，计374260口，约占全县户数与口数的67%与63%；其他诸如粮食、农具、牲畜等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时人认为此次兴化水灾损失较1921年水灾十数倍，被称为“亘古未有之奇灾”。

水灾之后，数十万灾民缺衣少食、流离失所，若不及时加以救济，“老弱者生以待毙，强壮者铤而走险。不死于水者，将死于饥，不死于饥者将死于盗。”随之而来的疾疫更可能造成灾民大范围死亡。因此，兴化严重的灾情要求政府与民间团体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救济。

二、救灾款物来源

救灾款物是进行各项救济活动的基础，救济效果是否显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灾款物是否充足。此次兴化水灾救济款物来源主要有政府拨助、民间团体援助以及各方募捐三个方面。

（一）政府拨助

政府资助是兴化救灾款物主要来源之一。国水委灾区工作组拨助赈款40000元，赈面5000袋，赈麦1680吨，赈米1786石8升9斗，赈衣24057件，芦席1920张；江苏省政府拨助赈款8000元以及面粉、米屑、干粮等赈品；江苏省实业厅拨款2000元；江苏绥靖督办公署拨助赈款1200元，赈面800袋，棉衣1000件；江苏振务会拨款10600元；南通临时救灾委员会拨助棉衣4200件，芦席30张；松江县水灾急赈会拨款1000元。合计赈款61800元，赈衣29257件，振麦1680吨以及其他大量赈品。

（二）民间团体援助

    民间团体的资助是兴化赈款赈物又一大宗来源。此次兴化水灾救济以外来救灾团体为主要力量，其中又以民间团体救济为主，大量的款物援助是其突出表现。其中，江苏水灾义赈会资助赈款136300元，赈面2600袋，大米200包；上海华洋义赈会汇拨急冬赈款78000元，以及大量面粉、茨粉、衣被、药品等赈品；世界救世军援助赈款62330.9元；世界红万字会东南主会以及各地分会援助赈款3800元，面粉2700袋又3900小袋，赈衣20495件，大套1900件，大米40担，以及大量干粮、米屑等赈品；旅京兴化同乡急赈会汇拨赈款4590元；宁波钱业公会指振兴化隐贫1912.925元；南通商会资助干饼50000枚，面粉1500袋；江北临时水灾义赈会援助面粉167袋，大米15担，煤10吨，以及大量干粮、药品等赈品。

    以上民间团体共计资助兴化赈款近30万元，大批赈面、赈衣、振麦，其他赈品更难以数计。

（三）各方募捐

各方募捐是兴化救灾款项的重要来源，其中包括兴化地方救灾团体的劝募和个人经募。为筹集赈款，兴化振务分会自身积极开展募捐，并在各区成立了劝募委员会，共计募得赈款约16000元。兴化商会临时水灾救济团凭借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联系，积极筹措赈款、赈品以济灾民，募得赈款约2.6万元，被200条，次米3斗。众多仁心善士本着己饥己溺之心，通过经募各方，合计汇兴赈款13338元，赈衣4900套又4563件又20捆，棉被920条，振麦200包。

综上所述，此次兴化救灾款物主要由政府与民间团体资助，以及各方捐募构成，合计赈款40余万元，赈品种类繁多，数量不可胜计。其中，又以民间团体的资助为大宗，政府拨助与各方经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为兴化救灾提供了财力与物力支撑。

三、救灾措施

大水过后，灾民居无所，穿无衣，食无粮，病无药，待赈孔亟。面对兴化受灾惨状，政府救灾机构与民间救灾团体积极展开各种赈济措施，其中，双方有分工也有合作。兹就各赈灾团体的救灾措施分述如下：

（一）急赈

1.散放钱粮

1931年10月19日，兴化振务分会邀请各大救灾机构与团体，假商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划区分任赈济，最终决定：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承担第一区、第二区的赈济工作；江苏省振务会、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担任第三区、第六区；世界救世军兴化振灾团担任第四区；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查放局担任第五区查放工作。

在联席会议召开前，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即于1931年10月5日在兴化城区查放急赈，“视灾民之状况，酌口数之多寡”分“人、中、由”三等发给赈票，共放5670户，计用面粉2010袋；15日，在第三区朱颜等18乡办理急赈，放赈办法与城区同，但考虑到第三区灾情最重，每等票面值实高于城区，共放2945户，计用面粉2194袋；后经各大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查放第一、二区急赈，共查放第一、二区急赈18乡，2781户，发放赈面2265袋。

江苏水灾义赈会与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在兴化设查放局办理救灾事宜，聘请郝绩甫为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主任，同时兼任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设查放局查放长。9月30日，郝延请顾梦侬等办赈人员10人莅兴设局办公。经过此次联席会议，郝主任于“（1931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县城观音阁放第三区急赈”，“18日至20日在刘庄放第六区急赈”，共赈济63乡镇9633户，发放赈银32798元，面粉2394袋。12月22日、24日，郝查放长又带领职员李倬民等六人在戚家乡普贤寺、莲花乡罗汉寺对第五区南圩、中圩、老圩、下圩一带进行赈济，总计发放赈款7759元，赈麦1880袋，赈衣2800件。

灾情发生后，北平世界救世军华北本部特派救灾团莅兴拯救。救灾团在兴分两部分办公，一部分随戴世德办理粥赈，另一部分由裴先生带领，查放第四区急赈，共放振麦250吨（一说为650吨，见“救灾效果”部分）。

上述救灾团体作为各区急赈的主要力量，在急赈中起着关键作用，除此之外，其他救灾团体亦携带大量赈款、赈品救灾助赈，查漏补缺，成为急赈的重要力量。世界红卍字会东南主会会长赵毓林、副会长王藻率队莅兴，“先后运到赈衣万件，被150条，军用毯100条，麦粉4000袋，查放城乡灾民。”南京分会联合无锡、常州两分会，筹募巨款，采办赈品，赴兴查放；江北临时水灾义赈会救济各队派员运输大量赈品莅兴交由兴化振务分会、兴化商会、兴化红卍字会等救灾团体查收和散放，并在兴化设查放处，查放隐贫和各乡区急赈；南通水灾救济团先后派顾宾旸等人运送大批赈品莅兴发放急赈；江苏省政府特派委员张宝琛携带赈款8000元以及麦粉、米屑、干粮等赈品来兴散放急赈；江苏绥靖督办公署也派员输送振麦800袋到第二区竹横港一代散放。

2.灾民收容

兴化大水后，房屋倒塌十之七八，大量灾民流离失所，且寒冬将至，为使灾民免遭冻馁，善士高鹤年联合地方公正士绅在第二区竹横港、第四区蒜城庙、第五区胥家庄、第六区刘庄、白驹等地设立五所收容所，后兴化查放局郝查放长在各区查灾时先后将其接办，并在刘庄设第六收容所 ，收容麇集于此的灾民，各收容所的灾民每日予以粥赈。对于自愿出所觅食的灾民，每大口给麦粉一袋，洋一元，每小口给洋两元，以保证其暂时的生存。

水灾发生后，大量灾民陆续聚集于县府避难。有鉴于此，兴化临时救济灾荒会决议设立难民收容输送所，一面负责暂时收容，一面呼吁各大救灾团体与运输公司前来运送灾民到外地安置。先后运往扬州、通州、镇江三地收容的灾民共3000余名 ，运往江北各红万字会收容的难民共计930人 。对于各区自愿出境谋生的难民，兴化县振务分会发给免费义渡票，由各运输公司运送出境。据统计，六区共发给义渡票4201张。除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振务分会运送麇集于县府大堂的灾民出境收容外，各大慈善团体如世界红卍字会各地分会、江北水灾临时义赈会救灾各分队在各区运出大量灾民到各地收容，人数之众，难以统计。

综上，兴化水灾急赈工作以散放钱粮与灾民收容为主，亦有少数救灾团体开展了粥赈，如救世军兴化振灾团于1931年9月19日借教育局内公共体育场开办大规模粥厂，每日施粥二万余口，大批灾黎得以救济。

（二）卫生防疫

    灾祲之后，做好防疫工作尤为重要。兴化水灾发生不久，“内政部卫生署长刘瑞恒即偕同外宾林白上校乘飞机携药品莅兴查灾”，国水委卫生防疫组江北区工作队成立后，又派遣工作分队分赴各县，开展防疫工作。1931年10月7日，兴化分队队长犹秩庸莅兴，随后召集各法团、各医师开会，组织水灾治疗所，祛疫治病。据犹秩庸在兴施诊情况统计：外科诊病1366人次；内科诊病2055人次；耳鼻喉眼科诊病774人次，产妇、花柳、皮胃科诊病1152人次。 除此之外，还开展了清扫街道、消毒井水、布种牛痘等防疫工作。

（三）冬赈

1.散放钱粮

急赈过后，寒冬即至，为减轻灾民饥寒冻馁之忧，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于1932年1月5日开始办理第一区十七乡、第二区全乡镇的冬赈工作，计分三次发放，因难民陆续回里，每次发放户数有所增加，三次合计放款约61476元。

江苏水灾义赈会主张提前办理冬赈，1月3日，查放局郝主任函告：“定于8日至11日在义仓放第三区冬赈， 13日至15日在刘庄紫云山放第六区冬赈。”因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办理第一区冬赈时，未查赈东皋等11镇，由查放局一并查放。三区共放冬赈66乡镇9867户，发放赈款40586元，面粉203袋，赈衣818件。

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查放局办理第五区冬赈。1月11日，郝查放长偕同职员史焕卿等6人在安丰镇观音阁对中圩、下圩、老圩一带24乡进行救济，13日，又前往戚家乡胥家庄普贤寺对南圩一带16乡办理冬赈。此次冬赈，共赈济灾户4105户，发放赈银9248元，赈麦2311袋。

2.开设粥厂

粥赈是赈灾济民最为常见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种廉价且实惠的救济手段。它往往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赈济大量灾民，并且可以长时间维持下去。各救灾团体纷纷在灾民聚集地设立粥厂，开展粥赈。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江苏被灾各县粥厂组织大纲》及《办事细则》规定 ：所开粥厂聘请主任一人主持，并由主任延请当地殷实正绅协助办理，直至严冬过后，灾民能各自谋生时，即行撤销。各救灾团体依此办法，在各区设立粥厂数十个，其中，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查放局在第五区开办粥厂1个；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在第六区开设粥厂3个；兴化水灾临时救生会在第二区、第五区、第六区创办粥厂7个；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在第三区、第四区兴办粥厂4个；无锡红卍字会在第三区设立粥厂1个。其他不知名的粥厂为数更多。以上各粥厂钱粮来源各异，本地救灾团体开办的粥厂多靠兴化查放局的美麦拨助；外来慈善团体创办的粥厂钱粮多自备，并周济钱粮不足之粥厂。冬赈时期开办的粥厂成绩颇为可观，仅以第五区永丰圩粥厂为例，两个月内领赈灾民达4000余口。冬赈工作以散放钱粮为主，辅之以粥赈，这种较大力度的救济投入使广大灾民的基本生存得以维持。

（四）春赈

兴化灾情严重，灾后恢复缓慢，急冬赈结束后，兴化县振务分会又呼吁春赈。因此时郝查放长已经辞职离兴，江北区振务专员成静生又任命高鹤年为查放长，石鸣镛为副查放长，开局查放。沪变发生后，款物来源大为减少，加上流亡灾黎络绎回里，春赈困难重重。兴化春赈查放局采取“严剔宽放”的标准，在兴化226个受灾乡镇中，择定其中最为困难的46个乡镇发放赈票。赈票分为五等，以“田、衣、中、见、吉”五字代表二三、四、五、六元之数，根据每户灾民的具体情况，发放相应票值的赈票。共放赈7527户，合计银23043元。

除散放赈款外，粥赈是开展春赈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各救灾团体在冬赈时期开办的粥厂续办春季粥赈，接济灾民，以待生产重新恢复。

（五）工赈

政府与民间团体开展的放赈工作，只能解灾民一时之急，而根本之图在于一面“疏通入海去路，以除其雍；一面速睹运堤决口，以塞其源”。但疏濬河道，堵塞决口，工程浩大，需款甚巨，“省府虽筹措500万元为治运修睹经费，仍恐不敷支用”，因此，兴化振务分会等各法团“拟请中央拨款补助，交国水委督同省府办理”。国府导淮委员会饬令，下游洩水归海事宜由省府自办，上游堵塞决口工程由国水委拨款协助。

洩水归海是救济兴化水灾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一项颇具规模的治水工程，需政府与社会通力合作，方克有济。在兴化振务分会的呼吁下，省府、县府、江苏水灾义赈会、上海济生会联合救灾，实行官义合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兴化治水工程有两大步骤，兹分述如下：

1.开放大丰、裕华新旧堤壩

 兴地位居运河下游，运堤决口后，首当其冲，宣洩归海全恃刘庄、白驹各闸引河水由斗龙港入海。大丰等盐恳公司为开荒种植农作物，将原有斗龙港东之支流全部堵塞，另开各卯酉河，加筑子午堤，启闭自由，阻遏西水。此次运堤溃决后，洪水排泄不畅，酿成巨灾。启放通海各口、洩水救灾尤为重要，但大丰公司仅开部分决口，且时开时闭，甚至唆使佃农打伤开壩民夫数人。省府遂派员亲往办理，并请江苏绥靖公署派军队前往协助，大丰公司始准将各新旧堤壩次第开放，总计开壩16个。

2.开挖大丰荒区横堤

由于大丰、裕华新旧堤壩开挖宽度严重不足，加上“未垦之区有横排长堤六道，每道长计十五里”，阻碍洩水。上海济生会派孙黉麻查勘洩水情况，设计放水归海，为保证河水平铺入海，拟开八、百十个平决，以资宣洩。此项洩水计划需要人力、财力的支持，经兴化振务分会等各法团请振，江苏水灾义赈会资助25000元，派孙黉麻、谈觉农二人主持放水，同时县党部派赵宝森、县政府派吴楚随同襄助。在开挖决口过程中，各方分工合作，孙负责地点勘察、技术指导；吴负责视察，并解决工人生活问题；赵负责招募工人，以工代赈；省府保证已开决口不被公司堵闭。经各方联袂协作，共开挖平决96个。开决后，水势渐退，兴化境内已洩水尺五。

洩水归海工程是官义合赈的积极救灾成果。其中，江苏水灾义赈会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持，省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对不遵法令、唯利是图的大丰盐恳公司进行弹压，县府积极从旁协助。体现了政府与民间团体在救灾中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六）赈济隐贫

    兴化隐贫是指爱惜体面而实际上经济困难、生计窘迫的灾民群体。1931年1月27日，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兴化振务分会、旅京兴化同乡赈灾会派代表组织召开审查隐贫委员会议，专门对其进行救济，救济对象具体包括城区普通隐贫、失业教员、塾师、宁镇籍隐贫。经过各救灾团体的分任调查，普通隐贫2426户，共放赈款8482元，赈衣2084件；失业教员百余人，兴化振务分会拨助赈款1200元交教育会查放；塾师39人，由振务分会经放，共放银273元；又资助养老所300元交救济院散放，每户一元；宁镇籍隐贫由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何瑞伯委托许养之散放赈票225张，计放赈款1000元。

（七）耕牛救济

为保全农力，恢复生产，国民政府明令各地方官，开展耕牛救济工作，禁止贩卖、屠宰耕牛，并妥善收养。由实业部厘定耕牛救济办法，电达被灾各省尊办。兴化县遵照江苏省农矿厅政令，于10月22日成立保牛委员会，并根据《保牛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在灾情最重区域设立耕牛代养所。 耕牛代养所负责收买无力蓄养而欲外出谋生者之耕牛，并为草料不足耕牛提供草料。兴化县现存耕牛二三千头，草料严重缺乏，据兴化县农会干事长魏重庚计算，至明春（1932年），保牲费半数须在三万元以上，方克有济。然农矿厅与江苏水灾义赈会前后共拨款仅3500元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耕牛救济措施并无太大成效。在整个苏省救灾经费都较为支绌的情况下，人亦无食，何况牛乎！

除以上救济措施外，各救灾机构与团体还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诸如，各赈灾团体开展查振流亡工作；兴化县政府出台了平抑粮价与购买稻谷的措施，中华慈幼协会莅兴救济灾童；兴化旅沪同乡会通过《申报》广泛宣传灾情；苏州基督教临时振灾会等十多个民间团体向兴化县捐赠大量款物等等，是兴化救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救济效果

此次兴化水灾，政府与社会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救济效果，但同时也存在救灾乏人、缺乏监管等问题。

（一）成绩

运堤决口后，兴化全境陆沉，近40万灾民亟待救援，面对巨灾，兴化县政府款物支绌，唯有祈盼外援。经过兴化振务分会多次函电呼吁与各大报馆的广泛宣传，政府与社会各界或捐款捐物，或派员莅兴拯救。在急赈、冬赈、工赈、卫生防疫等救灾过程中，政府救灾机构与民间救灾团体分工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急赈工作惠及121乡，放赈18719户，发放赈款、赈面共计银62892元，平均每户月3.4元，依当时一石米6元左右的价值计算，每户发放的赈款可购买约68斤大米，而急冬赈之间相隔时间最长70天左右，最短不到30天，加上其他赈品的接济，足以保障每户人口的基本生存；冬赈参与发放的团体有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查放局、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两个查放局放赈106乡，13972户，发放赈款、赈面共计银57544元，每户约4.1元；华洋义赈会兴化分会冬赈分三次发放，平均每户计得6元左右。除此之外，各区纷纷举办粥厂，六区共设粥厂59个，用麦1000余吨（仅以兴化振务分会拨给振麦计算），为灾民度过寒冬提供了保障。放赈只能解燃眉之急，疏浚河道、洩水归海才能使兴化水灾得以根本解决。中国济生会、江苏水灾义赈会派孙、谈二人主持洩水计划，一面开堤放水，一面疏通卯酉，后虽因工人不足以及谈离兴返沪，疏通卯酉一事被搁置，但开挖决口使河水平铺入海颇著成效，自开决口后，境内已洩水数尺，兴化水患一时得以解决。

水灾过后，各种疾病蔓延，国水委卫生防疫组江北区卫生工作队派往兴化的卫生分队，共诊断各种疾病5347人次，并从事井水消毒、施种牛痘、清扫街道等防疫工作，各救灾机构也运送大批药品来兴发放，减轻灾民在受冻挨饿的同时，还要遭受疾病侵扰的痛苦。

（二）不足

首先，救灾专门人才缺乏。国水委灾区工作组兴化查放局查放长由江苏水灾义赈会兴化查放局主任兼任，固然属于国民政府借鉴义赈方式办赈的表现，也反映出办赈人才的缺乏。这样的人事任免利于统筹办理灾区工作，但也显现出明显的不足。两个查放局同是一班人马，却以不同名义分别办理不同区域的救灾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时间上的措置，各区的救济就有了孰先孰后之别，对一些区域嗷嗷待哺的灾民做不到及时救济。后又因为郝中途辞职，使得两个查放局的办赈工作陷于停顿。由此可见，救灾专门人才的缺乏不利于振务工作的办理。

其次，各办赈团体缺乏统一调度与监督。各救灾团体虽经过联席会议划分了办赈区域，但这种松散的联合缺乏监管，一些救灾团体仍各自为政。以救世军兴化救济团放麦问题为例，国水委拨给兴化美麦1680吨，通过南通粮站运交兴化粮站，由郝查放长负责查收，其中指拨250吨由救世军裴先生一部在第四区放赈。但救世军未依此办理，仅在第四区发放150吨，其余一百吨放与第六区的南漥。经第四区区长请振，又拨美麦100吨交由救世军散放， 因裴先生极力推辞，遂交于善士高鹤年查放。急冬赈结束后，郝查放长辞职，江北振务专员成静生派干事林明远赴兴办理美麦交接手续，查得救世军共放麦650余吨 （以短吨计算 ，后拨交的100吨也计算在内），兴化振务分会上报成专员，要求查明用麦情况，但最终以避免中外隔阂，不了了之。救世军放麦问题，一方面说明各救灾团体办赈缺少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对救灾团体缺乏必要的监管。

综上所述，由于此次兴化灾情颇为严重，政府救灾机构与众多民间团体纷纷参与其中，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可以说，兴化水灾救济在整个1931年江淮水灾的救济中属于较为成功的地方回应。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兴化水灾救济是当时国民政府与民间团体的救灾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