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流变的价值分析

张庆丰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题材之一，其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本篇论文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优秀主旋律电影为例，从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流变着手分析，梳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脉络，得出不同时期的受众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偏好以及电影产业化中如何实现受众的价值聚合。从研究中得出在电影市场化的背景下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能得到的受众的认可，既是对文本的创新性叙事的接受也是对国家意志协调的认同。从而展现市场经济下国家意志与影视创作者之间、与全体公民之间的对话意识，这也是选题意义所在。

关键词：英雄人物价值认同价值聚合

主旋律电影是指充分的体现主旋律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的影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其实是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电影范式的变革和转型。这两次电影范式的变革与转型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旋律电影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建国初期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并未提出，但这一时期的部分影片符合主旋律电影的界定与要求。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主要是在政治家而不是艺术家的主导下建立了以宣传和教化为主体的电影方式。政治性功能的定位使电影本身的这种艺术性、娱乐性退居其次。其次，1987年时任广电部局长的腾进贤正式向全国电影团队创作者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1989年出片的《开国大典》成了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作品。最后，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的新时期，以第六代导演或者说“演而优则导”新生代导演为主导，在电影市场化与商业化的背景下，主旋律的艺术性与商品属性的结合，做出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一、建国以来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流变

1987年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具有转折性和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电影史上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分水岭。在现存的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大多以编年史为主，或者以电影类型进行划分，但很少有对于主旋律电影这一电影类型进行分析的著作。本篇论文参考了钟大丰的《中国电影史》、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和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为文本参考截取了自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电影作品中符合主旋律的电影范畴的部分优秀影片。在1949-1987年期间，以《中华园儿》1949《刘胡兰》1950《关连长》1951《鸡毛信》1954《董存瑞》1955《红色娘子军》1960《烈火中永生》1965《南征北战》1970《海霞》1971《刑场上的婚礼》1980《八女投江》1986，为代表的作品呈现出在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作品的特点。常常将人物放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展示阶级矛盾与民族斗争，将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塑造成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形象。“这一时期的电影，大多数可以概括为时政电影。”在1987-1994年间，以《小骑兵历险记》1988《少年战俘》1989《中国勇士》1990《跨界大劫案》1991《白沙恨》1992《飘扬的红领巾》1993等影片为例，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力度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影视作品在创作中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崛起的第四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开始借助于历史的架构重新将电影归之于艺术性与现实性的呈现。在1994-2018年，以《信访办公室》1995《国歌》1999《生命的祭坛》2002《绝密行动》2005《我和红七军》2009《正骨》2012《激战黎明》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为例，电影开始由其独特的艺术性转变为其商业行为主导。在英雄人物塑造的时候，更加侧重于受众的情感认同。“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众多主旋律影视作品中，节选出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电影。我们从电影作品中人物形象开始剖析，很容易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流变。

第一，由有“理性”到“感性”。在所列举出来的作品中，从人物性格演变的过程分析。早期作品中英雄人物无论是年龄的大小，都呈现出了“成人化” 、“男性化”的形态。比如我们在《鸡毛信》与《刘胡兰》这类作品中，观察其人物性格特征，不难发现其荧幕人格的标签非常明显。这一时期人物在遇到情感纠葛和国家危亡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家大义，甚至是可以将母子、父子的亲情都抛开，将仇恨归于侵略者身上，将战争的残酷接近真实的表现出来。这一时期信奉“廉价的乐观主义，总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之后的英雄形象开始考虑个人情感，比如在《湄公河行动》与《战狼2》这一时期的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在国家大义的选择上也会有个人情感的表达。甚至这种情感的表达，可能使英雄人物的性格在影片中带有缺陷。这种理性到感性的性格演变是主旋律电影人物塑造的流变表现之一。

第二，由“国家意志”到“家国同构”的变化。从列举作品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时间的不断推进。人物的塑造所归置的环境也开始有所转变。早期的作品多以反抗侵略为主，既是取材于临近时期的历史现实又是符合政治教化宣传，对于战后余生的人们更能引起共鸣。紧随其后的影视作品开始，从阶级斗争入手。人物的立场也开始站在群众或者是宏观的角度。在近期好评的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立足点或者说执着的精神支柱着眼于个人情感和国家荣誉的统一。但展示角度却选择由大到小，是有意在影片中逐渐退去的标语或者宣读式的口号，软化国家意志。

第三，由“神化”到“人化”。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分析，早期的英雄人物角色扮演中将人性抛除而逐渐地塑造了英雄人物的神性。人性并无阶级，在这一时期却因为政治的因素而具有了阶级性。此时的英雄人物是不具备个人意识与情感表达的，带有类似于宗教神话中神性，以满足于时代中人们对于某种意识的渴望。英雄并非是个体的表达，而是凝聚了集体意识的木偶，最终献祭于时代意识的神坛中。随后的英雄人物形象开始侧重于 “人性”的回归，电影创作现实视角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深化，表现在向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纵深开掘。比如《中国勇士》和《跨界大劫案》等，在矛盾设置上将历史与民族心理内化到个人人物内心活动，善恶分明。在《绝密行动》和《湄公河行动中》英雄人物的小人物性格更加分明，快意恩仇的性格更能获取以受众为导向的认同感。

二、主旋律电影中影响英雄人物塑造的价值导向因素

新中国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价值观决定了英雄人物的最终结局。因此英雄人物塑造脱离不了当时政治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它既是时代中的普世价值的表达，也传递出了观众的态度。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价值导向因素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政治背景影响价值导向。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明确的规定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 的文艺方向，而且提出了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上的统一”基础上。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与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标准。面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强大改造，为了利用过去的历史来检视新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态度，主旋律电影以视听的形式成为了政治宣传的手段之一。政治背景的影响在电影史的划分上也显示出了指导性的地位。在众多的电影史著作中，以程季华、钟大丰的电影史为例， “十七年”中国电影、“文革时期”中国电影、 “新时期” 的中国电影，其划分依据也有政治的考量。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电影作品中对于政治的主流价值展示也非常明晰，文中所举例的主旋律电影也因为不同的政治导向而产生不同的价值传播。

第二点，市场因素影响价值导向。在分析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价值导向受市场因素影响时，我们将从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开始划分。1949-1978年，电影事业受国家管控，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这一时期市场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1978-1994年，国家对于市场的管控放松，经济体制改革也使电影在创作中可供选择的元素多样化，但处于初步的尝试期。1994年-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用了16年突破百亿，而从一百亿到二百亿的票房跨度仅用了四年。在2017年仅《战狼2》票房就突破了56亿。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电影的价值取向开始侧重于市场，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仅仅是艺术的另类展现方式，它还兼具着商品的属性，市场因素开始登上舞台。

第三点，文化影响价值导向。本立而道生。讲好中国故事，要立足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对于文化的态度，建国以来总是有着不同的方向。但不管怎样，电影既是源于生活，就不可能脱离对于现实的反映，既有创作者文化底蕴的体现，也有影片中反映的文化时代背景。文化对主旋律电影中的影响人物的价值导向影响，包括在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新兴文化的外衣。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构建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性格时，总是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使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方式符合观众的日常思维习惯。从而在英雄人物的故事架构上也因为人物性格，使故事矛盾冲突成为必然。新兴文化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在构建故事的背景环境的过程中，使故事的发生发展变得合情合理。

三、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商业化趋势及价值聚合

（一）英雄人物塑造流变的商业化趋势

以《开国大典》为代表的早期的主旋律电影，贯彻着电影史上传统的对于政治与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商品属性并不太明显。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国内的电影市场在初始的萌芽状态，并没有受到国外电影风波的影响，当时的电影票房处于稳定的状态。在当时的环境下，电影的制作在国内很少有个人能够承担的起，国家的大制作投入与宣传，也成为当时全民宣传教育的最优选择。1994年以后，主旋律电影呈现出新的样貌，这一时期主旋律电影开始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出现。主旋律电影在多样纷杂的类型电影中，选择向电影的市场化靠拢，以寻求生机。紧随其后的《国歌》、《建国大业》、《绝密行动》等为代表影片，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找到了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商业大片的制作手法，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与商业的融合，这在“主旋律”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很大的转折意义。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从叙事表达、人物设定、团队制作、营销手法，都开始明显具商业化的体现。

商业化体现最明显的现象在：首先，注入偶像明星。在影片《建军大业》中除了老牌 “实力派”的明星外，还出现了一批“偶像派”明星的面孔，注入偶像明星正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体现。“网生代”文化逐渐正为文化消费的主体，这既是由互联网络时代所决定也由电影的商品属性决定。其次，“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传播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主旋律”影视作品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文化边界的“勘测”也是在商业逻辑摸索的基础上完成的。”电影的商业化也体现在对于时间空间关系的打破，传播空间开始由单一到多元，由境内传播到境外传播。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各种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更加方便快捷，不仅如此还因为高频率的信息传递使文化开始拥有相通或相近的场域。这种商业化的走势，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保证了影片中多元化的文化体验，也在影片质量上选择最优的品质展示。最后，从国有化到市场化运作模式。在新时期的文化目标中，既有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倡导，也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衡量是否符合中国好故事的标准除了能否引起话题性讨论之外还有是否有较好的票房收益。从近期上映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主旋律”电影，在适应市场，成为优质电影类型上与政府的政治宣传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即完成了宣传教化的文化功用，也逐步的寻找到了自身的自主性。

（二）英雄人物塑造流变的价值聚合

在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流变可以看出时代所诠释的主流价值，以及对于文化接受者表现出的态度。英雄人物从作为政治的雕塑，到开始服从于人性中的道德，甚至会挑战制度与权威，即便是这些制度是作为统治者的意识的体现。人物开始侧重于感性的表达，而突破了传统的英雄形象理性的完美主义人格。但英雄人物的主体与结局在最后总是会与国家意志、大众情感归于一线。即便是不服从制度的约束，但人性中最原始的善是一致的，所以英雄才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中任何一个角度都最终成为了英雄。而这一曲折的英雄成长过程，既获得了受众的价值认同，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价值聚合。

首先，在主旋律电影中，受众要与电影中英雄人物取得价值认同。丁亚平表示，在国家电影创作中，应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对于英雄人物价值认同的必要思路，寻求文化中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认实现英雄人物价值的认同，更好的创造研究类型人物价值的变化。英雄人物的价值认同既包括文化认同也有对于英雄人物形象中“非完美”的性格认同。受众群体只有在一个共同的话题圈中，才能产生价值观念的融合。这种文化的价值认同不仅产生于相似的语言、服饰、地域风光，饮食习惯，还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肤色种族等相似的符号。在共通的符号系统中，才能更好的理解影视作品中所传递的价值符号。此外还有不同时代所影响下受众相同的心理特征，比如对于“非完美”型英雄人物的认同。不同的价值影响使得受众从对于“完美型”人格英雄的崇拜转变成为对于“非完美”型英雄人物的认同与接受。

其次，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理解英雄人物塑造的意义，达到价值聚合的目的。在国家和受众之间很容易达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因为受众的价值观念主要受主流思想的影响，而国家作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宣传主体，拥有着相同的文化属性。但在价值接受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国家所传递的是国家意志，在电影领域也同样承担着规则的缔造者和教育者的角色，而受众在影视作品选择中则会以实用性和娱乐性为主。价值的传递和价值的接受过程中，处于一种有隔阂的状态，或者有分歧的状态。如何让主旋律电影更为让受众更为喜闻乐见？在巴赫金看来，“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以对话的形式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很好的解答了如何在国家价值价值传递和受众间的价值认同取得良好的平衡，从国家与受众间的传者与受着的从属地位转变为平等的对话角度。这为从价值认同到价值聚合提供了转变的桥梁，这个过程不仅有对国家管控的让步，国家意志的软化，还有如何平衡对于严肃问题的幽默化表达并且不失其威严。在这些严格的要求下，近期主旋律电影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国家与受众的对话中，国家改变了原有的口号式、宣讲式的政治要求，受众也在主旋律电影中获得了民族自豪感与优质的视听体验。这也是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演变过程的最终归宿，在国家与民众间建立共通的价值观念，在各个领域形成价值聚合，从而提高国家凝聚力和强烈的民族认同。

结语

主旋律电影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表达、传播，其存在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它是主流价值与民众价值观形成的途径之一，在视听时代，这个途经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有效的传播主流价值，这要求着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体制下成长为既具有艺术价值、宣传功用，又具有娱乐属性、视听丰富的优质电影，以形成良好的价值聚合局面。近期的主旋律电影以票房和受众好评为接下来主旋律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塑造提供了蓝本，但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主旋律电影的优质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饶朔光.新时期以来电影类型与范式的转变[J].载陈犀禾.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2]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新时期战争电影[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M].电影批评的多元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M].第六章：革命历史片.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5]郑雪来.漫谈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向及一些理论问题[J].转引.电影学论稿[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6]章柏青.中国电影受众观察[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7]毛泽东.毛泽东文选[M].毛泽东选集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15.

[9]陈广宇、薛菁华、沙青青、王腾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研究[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N].人民日报，2013.

[11]孙佳山.电影市场的庞大增量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探索[J].文汇报,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