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民经济---以孝义县土改复查运动为例

董俊江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030006）

卜凯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开创者，“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 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卜凯开创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并且正由于他，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即“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的问题主要是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技术学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分配学派”。后者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

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成为“分配学派”理论成功的最好的见证者；然而卜凯的“技术学派理论”仍然不缺乏支持者，其中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马若孟，按照马氏的观点来说：“195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50年代土地改革与其说促进了不如说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因为这一改革消灭了私有财产，从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命的动力。”马氏甚至认为中国当时中国农民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没有大的毛病。

这两种说法在学术界的争论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两种说法孰优孰劣，是难以得出一个相对“通用的公式”，其原因在于以中国国家之大，土地之辽阔，对于“分配”和“技术”应用上的差距，都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验证的，然而以笔者的观点来看，如果立足于土改之后的山西孝义县地区来说，对于这两种说法或许会有一个较为合适的验证。

当时的孝义县土改复查运动准备工作开始于1949年冬，开始于1950年2月直到次年4月完成，该运动解决了土改遗留问题，安定了村庄秩序，鼓舞了生产情绪，为农村长期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发展条件。

具体到这次复查运动中而言，土改复查运动解决了在过往土改中关于阶级错划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封建势力，发展壮大了农民队伍，减少了利益争端平衡了村中各阶级利益，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多数农民的合法利益，通过一系列运作最大的受益层面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通过当时两组数据得到直观体现，一组数据是耕地面积亩数的统计，也可以说是关于土地生产潜力方面的内容，“土地生产潜力，一般也称土地生产力，是指在现有耕作技术水平及与之相应的各项措施下土地最大的生产力”，如表1-1所示，1951年孝义县与1950年相比新增土地比例达到了16.79％，备受鼓舞的农民迸发出的生产热情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开发，归根到底这也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二组数据是关于棉花产量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迸发出发展农业生产的高度热枕，国家还实行了奖励植棉的政策”，故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棉花产量可以作为衡量农业生产的重要指标。根据1951年孝义县棉花产量统计表（表1-2所示），相比于1950年1951棉花产量增长率高达240％，1951年大幅度增长是在1950年全县受灾的情况下实现的，通常情况下农民在灾害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面对自然，该地区的农民知道无法抗拒，也就想不到予以控制，此时他们会表现出温顺的态度”，棉花在雹灾之后不降反增，这固然与救灾措施和气候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农村在生产力方面的进步与发展，所以说土改的完成对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表1-1孝义县第五区秋耕施肥统计表局部）

（表1-2孝义县1951年各区棉花种植亩数统计）

资料来源：孝义县档案馆《1951年农业生产报告》

通过上面孝义县土改后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当时孝义县农村经济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与增长，因此仅仅就当时的山西的情况来说，或许更验证了“分配论”的观点，换言之，土改之后土地的合理分配，与其说阻碍了刺激增长的因素，倒不如说是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