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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诗文对举形成初探

史俊杰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 810001）

摘要：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强势文体，诗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结构方面都有其特征；文，演变成文学和文章双重意义。中唐至宋朝的古文运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诗文之争、中晚唐至宋朝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对举的局面形成。

关键词：诗文宋朝古文运动诗文之争儒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文学自产生以来，诗歌一直位居文坛的中央，引导并促进者其他文体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也被称为诗歌的国度。由于诗歌的强势地位，加上先秦时期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不分的现状，从而影响各种文体概念浑然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大胆革新，破题为文，才使各种文体渐渐明晰。在这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乐殊尊卑观念引起了文学领域的文体概念之争。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围绕文体之争就有两股激烈争论的潮流，一个是文笔之争，一个是诗文之辩。在这两股争论的思潮下，诗文对举的形式日益明确，诗文并称并用也日益普遍。

一、诗的概念

在研究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大部分研究者或者学者经常提及诗文这一概念，而且在宋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中，也经常遇到“诗文评”等相关说法。细细品味，从文体范畴来说，文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诗只是文范畴下的一种文体，为何中古时期的学者却是诗文并称、诗文对举，笔者认为如果要想充分理解“诗文对举”的内涵和形成的原因，必须对诗和文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笔者先对诗和文概念做一简要辨析。

（一）诗歌的概念。什么是诗，古人早就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尚书·尧典》曰：“诗言志”^[1]131。根据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刘起纡先生的《尚书学史》的统计证明^[2]60-61，先王之遗典经历了的岁月洗礼，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政策，以及战争的破坏作用，致使许多古籍湮灭于战火，今天能看到的《尚书》，其内容掺有伪造的成分，因此我们不能轻易断定“诗言志”为上古时期的文学观念。然而先秦时期的相关典籍可以证明“诗言志”观念最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曾经说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3]1106。根据这一时期相关典籍的记载，“言志”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没有指出其范围仅仅限于诗歌领域，但是在中国文学领域，诗文一直是正统，是主流，由于诗歌具有言约意丰，节奏感强的特点，更容被人们接受和运用，因此“言志”观念被后人多用来指诗歌。之后经学家们结合两汉时期的学术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需要，对“诗言志”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以《毛诗正义》的阐述影响最为广泛，其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269-270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战乱纷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却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诗歌的艺术水平不仅提高了，而且用来抒发情感的情感更加丰富多样，同时其他文体，如骈文兴起，志人和志怪小说也得到了发展，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文体自觉的时代，为此文人墨客和文学评论家对诗歌又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中以陆机和刘勰的论断影响最大。陆机在《文赋并序》中说：“诗缘情而绮靡。”^[4]2他指出了诗歌一个重要功能——抒情，正是由于需要抒发作诗之人的情感，诗歌才应运而生。同时也强调了对诗歌创作的一个要求，在创作过程中要注重诗歌的整体美，此时陆机也意识到了诗歌的确需要外在的艺术美，但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5]41由于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并不是仅吸收了一家之言和思想，而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而且他对诗的定义，更多的是吸收了儒家文化和思想。他认为诗歌是用来抒情言志的文体，但是应该遵循一定的礼制，正如《毛诗正义·周南·关雎》篇中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1]272。在这一时期，不仅诗歌很兴盛，而且讲究押韵和对偶的骈文也广为流行，扰乱了人们对诗歌等文体的认知，进一步激化了“文笔之争”。这场文笔之争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辨明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称之为文，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为非文，然后将非文学作品剔出文学领域。在当时较为一致的一个标准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所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5]387此处的文指的是韵文，主要指诗赋；笔指的是非韵文，主要是以应用文为主体的骈文。按照当时的争论标准，那些非韵文的笔是要排除出文学领域的。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指五言诗，其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5]43之后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习罕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6]19刘勰指出了五言诗真正繁荣发展时期是在建安时期，钟嵘指出了四言诗的缺陷以及不受欢迎的原因，而五言诗正好弥补了这些缺陷，因此夸赞五言诗在诗体中处于关键地位，是众多诗篇中有滋味的，因而被广大世人接受。霍松林在其论著《中国诗论史》中论诗笔之辨的实质云:“文笔异称，其意主要不在于使笔体争得独立地位，可与“文”平起平坐，从而有助于选家和目录学家区分和概括两类性质有异的文体，而主要是在辨明文难于笔、文高于笔，使有韵之文驾凌于笔体之上，这是文笔之辨的实质之所在。……诗笔之辨则是进而在有韵之文中突出诗的地位，这是魏晋南朝爱诗重诗风气日盛的必然结果。”^[7]246通过争论旨在辨明两类性质不同的文体和文比笔难、比笔高，进一步提高巩固有韵之文的地位。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这一时期的文学自觉，更多的集中在诗歌领域，主要是五言诗的自觉，与此同时，四言诗和七言诗并没有衰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相应的其他文体并不是停滞不前，相反他们在战乱中缓慢地发展，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干宝《搜神记》和《世说新语》，这两部作品成为中国志怪和志人小说史上重要的两部作品。

受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和宫体诗的影响，沈约等六朝文人对声律理论的探索以及周颙对四声切韵的提出，为律诗的形成作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唐朝统治者爱诗、重诗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政策，并创建了专门的国家机构——梨园，并请当时有名的诗人教习诗歌，促成了唐诗的名垂千古。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歌进一步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借鉴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创作出了更符合韵律的律诗，从此中国古典诗歌有了古体诗和近体诗之分。在律诗产生以前，古体诗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而律诗的最终定型初唐文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此二人的诗歌作品，在诗歌的结构和韵律方面为后人创作律诗树立了一个典范，形成了律诗的基本特征：平仄相协，粘对连属，对偶工整，严于押韵，使平仄相对、音韵和谐。方回在《瀛奎律髓汇评》中对此也有论述：“律诗自徐陵、庾信以来，亶亶尚工，然犹时拗平仄。唐太宗诗，多见《初学记》中，渐成近体，亦未脱陈、隋间气习。至沈佺期、宋之问，而律诗整整矣。”^[8]78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作者并没有去细细追究诗歌的源流，旨在证明律体诗形成初唐时期以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在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的努力渐趋完备，使诗歌本身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宋王朝处于唐朝之后，而唐朝的诗人将诗歌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诗人要想进一步创新诗歌的艺术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吴承学先生曾说：“传统的文体在宋代以前，大都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人只能另辟蹊径，方可超越前人的樊篱。”^[9]63为此北宋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大胆创新，发挥破体为文的思想，将创作文的方法引入诗词创作领域，采用“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形成了具有赵宋一代象征性的文体——词。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开拓诗歌的创作方法，完善诗歌的艺术。其中以欧阳修、梅尧臣和江西诗派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延续并扩大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做法，主要是弘扬韩愈、柳宗元等文人的做法，将创作文的方法引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有名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理论，以及主理、主议论和散文化特征的宋诗。之后的元明清时期，虽然都形成了具有“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性文体，但是诗歌并没有被人们抛弃，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支撑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元朝最为著名的文体是元曲，其中以关汉卿的《窦娥冤》为代表，其中的唱词大都讲究韵律节奏，而且不乏有许多诗词混杂其中，诗歌借助戏曲和南戏的形式继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诗人和古代文论学家为了不断创新和完善诗歌的艺术，促进诗歌更好地发展，出现了诸如台阁诗人、茶陵诗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李贽等诗人群体，他们都提出了完善诗歌的文学理论，其中李贽在《焚书·童心说》中曾说：“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诗何必古选”^[10]92。他认为创作出好的诗文，必须拥有绝假纯真的童心，而不是经过多读书、识义理后被熏陶的童心，指导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也进一步丰富了诗文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论”。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小说广为流行，许多古典小说为了彰显其文学性，往往夹杂着诗歌，其中以《红楼梦》为代表。据粗略统计《红楼梦》中大概共有81首诗歌，其中包括描写金陵十二钗的正曲、红楼梦十二支曲、大观园题咏、菊花诗、咏柳诗、食螃蟹咏、联诗、三人吟红梅花、怀古诗、香菱学诗、芙蓉女儿诔以及其他诗。除此之外，《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拜月亭记》等传奇作品都有诗词掺杂其中。这样诗歌借助小说广受欢迎的趋势，以独特的方式在不断的发展完善。

综上所述，经过不同时期文人们的创作、发展、完善，以及传统心理文化和诗文评的评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从内容上来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主观性很强，而且抒发的感情往往是感性的，早期的诗歌可以入乐；从形式上来说，诗歌的篇幅短小，结构跳跃性较大，大多运用比兴手法，含蓄蕴藉。如果是律诗则要平仄相协，句式押韵、整齐，注重诗歌的整体美。

二、文的概念

何为“文”，当今文学领域的文主要指散文，如果按照这个概念去理解古代文论中的“文”，特别是古代文论领域诗文评的文，那恐怕很难解释得通，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内涵，以便更好地理解宋朝形成的诗文对举概念。

（一）由文及文学。关于“文”，中国文字产生之初便已经对其有了解释。文，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耑也。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段注说：’逪画者，文之本义’，’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1]762。由此可以得知，文有两层意义：一是由线条相互交错形成的图案画像，这是其基本义；二是依据鸟兽等践踏后留下的痕迹，黄帝的史官依据遗留的痕迹创造出来的文字，用来区分不同的事物，方便人类生产生活，这是其引申义。知道了文最初的两种意义，文是如何与文学、文章产生了联系，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关于这方面的区别，冀志强先生在其论文中提出：“文学重在儒者的学问，文章重在指文本的辞采”^[12]96。他用简短的话语指出了文学和文章的区别。由于文学和文章最初产生的时间不同，被广泛使用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只有比较清楚地了解其发展轨迹才能有更好的发言权，做出更准确的论断。

在隋唐以前，“文”的内涵是很复杂的。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文主要是指学术、文化，这里主要指文学概念，因为此时的文章概念还没有被广泛应用。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文学”一语，其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3]143王弼将以上分类称之为孔门“四科”，此后这种说法广为大家所接受并沿用了下来，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引用范宁的说法认为文学是蕴含先王美好德政的典坟。除此之外，荀子也强调文学，其在《荀子·大略》篇中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14]508荀子认为，人与文学的关系就好像玉与琢磨的关系，而且他又将《诗经》中的琢磨当作一种文学。然后像子赣、季路的普通人，他们可以通过文学的琢磨，掌握先王的典籍和制度，通过对学问的学习进而实现修身的目的。在秦汉时期，当时的文人多用文学之士称呼时人，其中两汉时期著名的史传作品《史记》、《汉书》中文学一词出现的较为频繁。纵观二书，“文学”之语多用于统治者选拔人才，征召方正、贤良之士的文辞。因为在两汉时期，当时的主要采用征召和察举的方式来选举饱读经书，拥有贤良美德的栋梁之才。西汉时期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记载盐铁会议概况时涉及到文学一词。在会议上，被察举的方正、贤良文学与当时的丞相和御史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全面表达了对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不满。他们要求在经济方面“罢盐铁、酒榷、均输”；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究伦理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因此可以推断东汉中期以前的文学是指具有儒家尊重的典籍制度等学问的儒生。到了魏晋南朝时期，“文”也没有摆脱这个意思，依然有包含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其中《南齐书》中对此就有相关论述，《南齐书》中专辟一章有关文学的论述——《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在这一章中讲述了许多在当时能够创作文学作品，并有大部分文集流行于后世的文人，其中形容灵鞠用“少好学，善属文”^[15]889，形容檀超用“超少好文学”^[15]891，形容陆厥用“好属文”^[15]897等等，这些人中王智身因为好文学，然后凭借对别人所作《观法篇》回应恰当而被封为西槽书佐，后因种种原因被封为太学博士，陆厥因为好属文而对五言诗体新变起到了促进作用。以上可以得知，此时的文与文学内涵边界开始发生了纠缠，但是它们之间的核心界限依然保持稳固的区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统治阶层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设置了儒学、玄学、史学、文学。鉴于当时国子学未立，结合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经典的研究，设置了经学博士官职。南朝很有可能沿用这一做法，不仅《宋书》中有相关论述，而且《南齐书·百官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其曰：“诸王、师、友、文学各一人……赞曰：‘百司分置，惟皂命职’”^[15]330，在这里讲的是各郡国设置的官吏机构以及人员配置，而且明确了每个官职的职责，特别点名设置文学一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详述了“文学”之职，与汉代置官学博士遥相呼应：

汉时郡及王国并有文学，而东宫无闻。魏武置太子文学，自后并无。至后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学十人，后省。龙朔三年，置太子文学四员，属桂坊。桂坊废而属司经。开元中，定制为三员，掌侍奉，分掌四部书，叛书功事。^[16]829

根据杜佑的记载，文学一职属于东宫太子之下，东宫太子都有专门教授学习经典的老师，这个老师官职名称为太子太傅，这一官职从汉代至唐代都存在，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属于不同的部门。根据《宋书》等典籍记载，刘宋王朝设立的文学与国子诸生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二）由文及文章。通过上一部分的耙疏，基本上对文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仍然不能将其意义与古代文论中的“文”完全契合，故而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文章”进行耙疏。关于文章，需要重点了解一下“章”的含义，《说文解字注》中说：“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段玉裁注曰：‘歌所止曰章，会意，诸良切，说从十之意。”^[11]204而且冀志强通过一系列论证得出结论：“章字所言并不是指音乐，且章经常与文联义并举的。且文章首先是指图案的纹路或使色彩的交错，包括刺绣与绘画。”^[12]98在先秦典籍中，《诗经》是一部重要的典籍，也是研究很多文学用语和文论范畴无法回避的一部经典。研究文章与文学也是同样回避不了，在留存当今的先秦文献中它们也是较早出现在《论语》中，并且首先将“言”与“章”联系起来，但是这种用法在当时并不是很常见，纵览《史记》，发现很少与创作有关的文章，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出现了“文章”一语，此时它的范畴包含辞赋等文学作品，但还不是很普遍，直到东汉中后期文章概念才为广大文人学士接受，因此在南朝刘宋时期范晔著的《后汉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能文章，有文章，善文章，好文章”等术语。其中有对汉章帝的描述：“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17]1373，在这里汉章帝本人也已经非常喜好文章，此时的文章应该是表示笔墨之文的意思了，而且在封建制国家中，皇帝所看的书籍都是蕴含先王德政、国家典章制度和礼义制度的一类典籍。除此之外，《后汉书》中也出现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将领和文人学士崇尚文的现象，那时的经学虽然衰落，但是仍然对当时的文人墨客产生着重要影响。退一步说，即使东汉时期文章概念仍没有被普遍接受，到了范晔所处南朝刘宋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自觉讨论“文章”的著作了。

到了被称为文体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学者论证，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五言古诗为主体的诗体自觉的时代，但是其他文体也在缓慢的发展。这一时期古代文论里的一些概念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文章与文学的外延逐渐出现了交叉重叠。最早提出文章理论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8]14魏文帝曹丕大力提倡并推崇的“文章”是堪与管理国家大业相比的事情，因此可以推断此时的文章应该是指包含先王德政、国家礼义制度和治国理政的各种书面文本的总称，如果仅仅指其中诗歌或者散文或者实用性质的文体，恐怕不足以让一个久经世事磨练的帝王大力推崇。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进行了分类，而且指出了每种文体的具体特征，其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爗而谲诳”^[18]147通过这样明确的划分，将文章的范畴基本确定了下来，就是囊括了诗、赋、论、奏、碑、铭等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除此之外，南朝梁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文章有所论述，其曰：“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媸，不得顿相乖反”。^[15]900在陆厥传里讲论声韵的内容，这这里文章是指有声韵之文，并与管弦等一类乐器发出的声音相匹配，不能有违反之韵，是一种讲究平仄相对、有音韵美的一种文体。并且《南齐书·文学传论》的结语中也指出了文章的特征：“史臣曰：‘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15]907史臣总结文章不仅是符合宫商角徵羽的音韵之文，而且也是能够反映性情的一个标志，这个时代的文章仍是一个文体的重要代名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反映性情之文学的意思，文章与文学的外延有所融合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论述到文章，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5]459刘勰作为著名的文论家，虽然处于文体范畴区分不清晰的时代，但是在创作实践中将各种文体的文章都纳入到了文的范畴下，不仅讨论包括诗歌在内的有韵之文，而且探究在今天看来属于实用性质的文体。到了唐朝时期，诗歌是最主要的文体。自古文运动之后，文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韩愈、柳宗元大力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其门生高举复古大旗推动古文运动一路高歌猛进，以致于彼时的文大多是指与诗、词、曲等有韵之文界限清晰的散体文或古文。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主将掀起的新乐府运动一度将文章和诗歌看作一种互文关系，文章即是指诗歌，诗歌即是指文章，将散文和其他实用性的文体排除了。正如白居易在《元九书》中所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9]237这一著名的诗歌创作理论，在这里专指诗歌而言。之后经过中唐古文运动，文章的概念又与诗歌分开了。总体来说，文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诗歌与其关系是，时而蕴含于其中，时而排除之外，正如冀志强所说：“从古代历史的长时段意义上，作为文章的文当然既指散文，又指诗歌，还指各种讲究辞采的文本，包括各种各样的实用文本。”^[12]102并结合张法教授指出当前文学观念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凡是讲求语言之美的文本，皆是文章”^[12]102。这样由于文章概念外延的的扩大，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文”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简要耙疏，通常所说的文一方面是指蕴含先王美好德政，内容言之有物的文学，另一方面是被传统文论中认为的泛指一切文体，包括诗歌以及各种讲究辞采的文本和散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宋代出现的“诗文对举”的文学现象就比较容易了。

三、宋朝形成诗文对举的原因

由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诸如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每个朝代的文学体裁都会被一直流传下来，印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但是作为代表中国文学的两大体裁——诗和文，是何时开始并列出现的，他们出现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计划从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宋朝时期的诗文之争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对之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古文运动的作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里，“文”作为其中一个代表性文体一直随着每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先秦时期作为文的代表性文体——散文，主要是指先秦时期诸子的散文。汉朝虽然以“赋”为其代表性文体，但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史传文学和政论文，它们又被一部分学者称之为“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一些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当时世家大族和文学家的推崇，致使骈俪和浮靡文风盛行，诗歌大多是吟咏风花雪月，盛行的骈文讲究对仗，而且要求韵律和谐，注重形式之美，内容大多空洞无物，对现实社会并没有多大怨刺和劝诫作用。

到了中唐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经历了一段繁荣之后，国家也开始呈现出一些社会矛盾，并出现不断激化的趋势。因此一些拥有传统“士”人精神的文人，从社会现实出发，开始发挥文的言志和劝诫作用，其中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古文运动，在这场文学运动中，韩愈、柳宗元开创了“以文为诗”的先河，这场运动的核心主张“文以载道”，这里的文虽然主要是指先秦、两汉古文，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文章取材于社会的不同层面，用敏锐的眼光发掘社会各个阶层存在的弊端，并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希望统治者警醒、世人醒悟，同时也结合其他文体进行不断的革新、吸收其特征，促进了新型散文的发展。其中韩愈的《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凡载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19]209-210进而提出不平则鸣，而且具体指出了鸣孟轲、荀卿之道，鸣墨翟、老聃、苏秦、司马迁、相如、扬雄之道，并且在文中运用了多种手法，表达了当今朝廷对用人不当的不满，同时也丰富了散文的思想艺术。韩愈不仅说明为文的思想，而且也说明了为文的形式，他在《题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而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9]212在这里，韩愈明确提出，自己作古文不会只取古人的文章体制而不合于当今现实的需要，也即是既要学古人文章里蕴含的儒家传统文化之道，而且也要学习古文创作文章的体制形式，其中辞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融会贯通了古文的辞，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人文中蕴含的关心民瘼，敢于揭露现实黑暗，希望统治者警醒的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之道，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倡的文。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他通过相关著作表明应该创作什么样的文。他在《答韦中立论诗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19]252-253在这篇文章里柳宗元不仅说明了年少时期创作文章注重文辞工整，从《尚书》《诗经》《周礼》《春秋》《易经》撷取为文之道，更加详细阐明文章中应包括的文学思想，而且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特别是《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学作品的吸收、革新，吸收先秦诸子散文的感情强烈、说理畅达、文辞富瞻、论点鲜明文词富丽等特征，然后结合当时古文运动的标准，发挥文章揭露时弊、敢于无情的抨击社会现实的作用，创作出能够为现实所用的文章。柳宗元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尤其推崇西汉文章，因为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曰：“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19]259直言不讳的说出自己崇尚西汉的古文，虽然他主张文以明道，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学习前代古文注重文辞工整，语言壮丽。之后古文运动由韩愈的弟子以及中晚唐时期的李德裕等后继者继续向前推进，使古文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文逐渐进入广大文人学者的视野。到了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成果丰硕，进而出现了唐宋八大家的其中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古文更是兴盛，连同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柳宗元，他们共同将古文运动推向高潮，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小石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苏洵的《论衡》《权书》《几策》，曾巩的《时务策》等，除了著名的文章影响深远，他们著作的文集流行后世，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曾巩的《曾巩集》、王安石的《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苏洵的《嘉佑集》《益法》、苏轼的《东坡七集》《东坡志》《东坡乐府》，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世根据他们的文学创作编选了文集，比较著名的有明唐顺之纂写的《文编》、明末毛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抄》、清代魏源编选的《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除了著名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一些文人，他们在古文运动中也在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之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古文既可以用来载道或明道，又可以用来记事、写景，还可以用来抒发不平、愤懑之情，文章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文体不再有诸多限制，既有实用性的应用文，又有其他非文学性的文章，也有文学意蕴浓厚的散文。

自先前以来，诗歌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强势文体，文人学士已经从心理上、传统文化方面认同诗歌在文学领域的地位。除此以外，唐朝以诗著称，整个唐朝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就连最著名的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柳宗元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品，北宋时期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也有著名的诗篇流传于世，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诗歌传统的强势地位和古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力，最终出现了如谷曙光先生所说的“从宋代开始，诗文对举的形式日益明确”^[20]126。

（二）诗文之争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一直备受争议的话题，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争”，之后由于古文运动的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针对诗文之间也发生了争论，由争论引出文体之辩，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穷尽心力也要厘清诗和文之间的界限，他们的努力也结出了累累硕果。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体在不同的时代，核心概念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但是其外延可能会有所变化。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里，诗文之争主要是关于创作诗和文孰难孰易，由于两者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对举形式的形成。中国古代一直是诗歌引领文学发展潮流的，而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之后，古文大盛，故而在创作难易方面，引起了文人墨客的争议。在古文运动期间，其领袖柳宗元在论述文与道的关系时偶有提及作文之难，但是他当时的关注焦点并没有在这方面，因此也就没有对此问题详加分析。之后晚唐时期的司空图却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云: “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21]24他在其著名诗论《二十四诗品》中将古诗风格分为二十四种，因此他提出的文和诗孰难孰易之论，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创作文学难，但是他用“味”直接道明作诗之难。之后诗文之争伴随着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继续酝酿发展，其中唐庚所谓“诗最难事也”^[22]140，陆游所谓“诗岂易言哉”^[23]2376，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文人都认为诗难于文，因为诗是源自于《诗经》，《诗经》又位于六经之首，而且诗是讲究韵味的，因此创作难于文，其地位也尊于文。因此创作诗难于文，诗尊于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领域的主流。

到了明清时期文坛领域不仅有台阁体诗文，而且还有复古文学流派，如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公安派，唐宋古文派等，他们勇敢地扛起复古的旗帜。在明清时代文人传统思想领域中，诗难于文、诗尊于文仍然是主流思想，而且他们在前人结论的基础上不丰富、完善这一思想。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如卢挚《文章宗旨》曰: “真公编次古文，自西汉而下，它并不录。迄唐，惟存韩公四记、柳公游西山六记而已。古文之难，岂其然乎？”^[24]108卢挚编选古文，西汉以后的古文不选，但是却仅编选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几篇游记文章，因此感叹创作古文之难。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阐明创作古文比创作诗歌难，但是已经感觉到要创作出优秀的古文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古文运动期间，著名的运动领袖人物柳宗元对此也有相关论述，感叹创作文章之难，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曰：“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鑽砺之不工，颇类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19]253他不仅说出自古至今创作文章难，而且指出了创作文章并不是运用的比兴手法不灵活，弘扬儒家伦理道德不够普遍，文章言辞不工整，文中的瑕疵没有删除等创作标准，而是达到这些创作标准很难，认识到能够完美恰当的达到这种艺术标准更难。之后的明王祎《文训》曰: “文之难者，莫难于史。”^[25]766他在著作里是综论诗、文，并没有单独指出诗和文，因此认为他这里所说的文是指包括诗文在内的一切文体。因此也就容易理解他所说的创作文难，没有比史传类文学更难的啦。锺惺在《与谭友夏》书中也指出，明朝人擅长作诗的人很多，以文著称的却不过寥寥数家，为此感叹遗憾，由衷的感叹创作文要比创作诗歌难。到了文学评论家那里，他们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阅历，仍然感叹创作文要比诗难，而且他们所谓的文往往是古文，如明江盈科深惜唐前古文“篇帙寥寥”，至韩柳以古文号召，“终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见比伦”，不禁感慨“矣，古文之难也”。^[26]28-29清邵潜认为，“古文之难，十倍于诗”^[27]682，认为创作古文以其“形迹易求，神明难测”^[28]123。这些文学评论家们在遍览群书之后，从对古文的形神兼备，文道和谐方面感叹创作古文要难十倍于诗。

通过发出“文难于诗”的声音，更加明确了诗文的概念和外延，强化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观点，吸引更多的受众，这时候诗文评家就会从各自的立场来分析诗文的文体特征，以及说明在当时具有何种特征和思想内容诗文是优秀的作品。久而久之，文学墨客们从心理上接受了诗文对举的形式，在创作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的运用诗文这一文学术语了。在后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诗文并称被人们广泛接受，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里诗文对举的概念。

（三）儒学复兴的影响。自中唐古文运动兴盛之后，虽然晚唐五代之际经历波折。到了北宋时期，文坛盟主欧阳修继续扛起前代的大旗，将古文运动在宋代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之后南宋重要的文人学士充分利用诗和文各自的优势和特征为社会现实服务，致使诗文在功能和外延方面产生了纠缠，有些方面可以做到诗文一体了，因此诗文对举的形式更加明确了。在古文运动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古文系统，而且这个古文体系是在反对具有四六对仗、文辞藻饰的骈文过程中取得的成功。唐宋时期的古文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满足了当时文人们希望跻身统治集团，通过文学揭露时弊，表达关心国事民生的心理，追求圣人之学的人生哲理。

唐末五代，中原又陷入了战乱，周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不断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儒家文化体系。重道崇文之风早已被战火所湮灭，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对当时的平民百姓还是掌握权利的统治者都不能产生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作用，盛唐时期文人士大夫们那种高昂的斗志，胸怀家国天下的雄心壮志也已被动乱的社会现实折磨的无处安身，更不要说讲究仁义礼智信了。北宋王朝建立之后，虽然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现象，统一了中原，但是并没有让文人士大夫的信仰从危机的边缘拉回来。想想当时北宋周边的形式，北方和西北方有先后有辽、金和西夏不断侵扰，为了求得一时的安稳，统治集团只能加强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养自己，并不断向少数民族政权纳贡进行交换和平。国内的冗官、冗兵、冗费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有些年份天灾人祸更加剧了广大人民的苦难，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不断摧毁着拥有兼济天下心，追求圣人之学的宋朝文人士大夫们。为此他们意识到当今之急，必须要重塑儒家文化体系，以此来挽救日益沦陷的文人气节。但是唐朝三百年，已将道家文化推崇到一定高度，并且唐朝和宋朝还有一些帝王不断推崇佛教，想仅凭几个文人集团和一代人之力就复兴儒家文化体系，重塑文人气节是很难的。为此他们从现实出发，从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中寻找儒家传统优秀文化重生的机遇。从古文运动中发现韩、柳运用古文揭露社会现实矛盾，利用古文与佛教进行斗争，利用古文中蕴含的先王之善政劝谏君主。在北宋时期儒学衰落，世风日下的现实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异常高兴，于是仿照韩、柳的做法积极运用古文来抒情言志，揭露社会时弊，重塑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塑造淳朴的社会风俗。于是在新一轮诗文革新运动中，他们积极借鉴，大胆革新，“先有柳开追述往圣之绝学，范仲淹以“名节”对抗世俗，同时提拔奖掖更多的忠贞鲠亮之士，力主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29]16之后欧阳修入主文坛，开始了大力复兴儒学之举，随后王安石也是高举韩愈的大旗，推崇韩愈和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撰写“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和学校教学的参考内容，以此试图恢复儒家文化下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重塑文人士大夫们的气节和人格精神。

为了更好地重塑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先后出现了一些文学流派和团体，他们聚集在某一个区域或者以某个著名文人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学，当时主要有以欧阳修为主的文人集团，以苏轼为中心的蜀学，以周敦颐为核心的道学，以程颐程颢为代表的理学，以南宋朱熹为核心的理学，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是围绕着如何巩固统治，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复兴儒家文化进行的，因此所作之文也是饱含儒家伦理道德。虽然这一时期的诗、词也非常兴盛，但是在创作前期诗、词表现出炫耀才学渊博的嫌疑，后期在文学革新运动的带动下，逐渐走向了复兴儒学的康庄大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儒学和儒家文化借助文学革新运动得以重放光彩，一方面北宋文人士大夫们全身充满了文人节气，敢于为国家英勇献身。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们为了重塑文人的人格精神，积极融合儒释道，无论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运用诗文来调试自己的内心，使身心达到和谐，创作出了包含感情、风格各异的诗文。如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积极为民除害，自己也陶醉于南方的秀美山水间，创作出了被后世铭记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经典之文，创制出了被后人垂涎三尺的“东坡肉”。王安石两次出入相府，被贬期间愉悦于钟山附近的自然风光，创作出了流芳千古的《游褒禅山记》等山水游记之文，同时也创作出了艺术精湛的写景诗。

经过几代人重塑的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和文人气节，使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了中国历代士大夫的典范，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再到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宋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儒家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影响下，所牢记并弘扬的爱国精神为宋代文学的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整个宋朝期间，由于儒学复兴的影响，诗和文虽然核心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在功能方面趋向一致。在功能方面，不仅诗可以用来抒情言志，而且文也可以用来抒情言志。在抒情言志方面，诗和文不仅可以用来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弊端，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追求圣人之学的情志，而且可以用来抒发个人愉悦山水，陶醉于大自然美好风景，反映个人心情的喜、怒、哀、乐之情。由于诗和文的功能趋向一致，文人墨客们在诗文方面也就不会刻意区分用什么样的文体和怎样称呼他们，觉得自己擅长什么文体，他们就运用诗或者文来抒情言志。以上原因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诗文对举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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